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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唐强拆的政治博弈

 

梁山108人都是朝廷的反叛者。在这108人中,三阮可反(因系生活窘迫的社会底层人员),宋江不可反(毕竟是帝国基层政权工作人员),林冲可反(因其受到中央高官的迫害),徐宁不可反(不就是丢了雁翎锁子甲么!)。其实,最不该反的是小旋风柴进。柴进系大周皇帝柴世宗的嫡系子孙。由于柴姓皇帝对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有陈桥“让位”之功,越匡胤从人家孤儿寡母手中取了皇位,也许过意不去,即位之初就颁布圣旨,给予柴氏家族包括司法豁免权在内的种种优待,以成文法的形式把柴家的特权固定下来(据陆游《避暑温抄》记载,宋太祖称帝第三年,即建隆三年,曾竖誓碑于太庙,碑上“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柴进作为前朝皇亲,改朝换代以后仍是贵族,既没有反叛的理由,也没有反叛的必要。

 

赵匡胤开国之初颁布的圣旨,具有宪法性质,高于一般的法规与政令,比如对于文官及言事者的保护,终宋一朝,大体上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正因如此,柴进才会将宋太祖关于保护柴氏子孙的丹书铁券,称为“护持圣旨”。然而,在北宋末年,皇上昏庸,奸臣当道,纲纪不举,政治溷浊,从“逼民犯罪”到“逼民造反”,种种乱象,比比皆是,柴进家族纵有誓书铁券护身,也难以幸免。

 

柴进的叔叔柴皇城家住高唐州。毕竟是前朝皇亲、本朝贵族,柴皇城的庄园令人艳羡。高唐州知府高廉,仗着皇上宠信、手握重权的叔伯哥哥高俅,在高唐州“无所不为”。他的小舅子殷天锡(也叫殷直阁)看上了柴家的花园水亭,居然对柴家下达最后通牒,限期三天搬迁,欲将庄园据为己有。在《水浒传》中,此可谓强制拆迁第一案。

 

在皇权体制下,皇帝的意志至高无上,皇上的圣旨是最高指示,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都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柴家的特权,是先帝御批的,具有合法性、权威性与世袭性,柴进自然底气十足。柴皇城被殷天锡打伤,他对其家人说,我“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和他理会。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他对动辄动武的李逵说:“他虽倚势欺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面对殷天锡的霸道蛮横,柴进更是理直气壮:“直阁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面对高廉的严刑相逼,柴进兀自分辩:“放着先朝太祖誓书,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却不由分说,喝叫:“这厮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头加力,好生痛打!”柴进不仅被投入大牢,而且抄家、扣人、封园,殷天锡虽死,柴家花园终于易手(第五十一回)。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命题,高廉指斥柴进“抗拒官府”,柴进认为高廉“抗拒圣旨”。当地方强权与朝廷圣旨相遇时,是圣旨服从强权,还是强权服从圣旨,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在高唐州,皇帝圣旨或国家法律竟然不堪一击。在一个社会中,权力一旦偏离了既定轨道,朝廷意志、国家法律就异化为紫禁城里按部就班的文牍程序与公文旅行,手握权力的地方官员,对于“大似他的”皇帝圣旨或国家法律,失去了基本的敬畏与尊重,往往加以权衡,各取所需。对己有用的,自然不成问题;对己无用的,则弃如敝屣。其所衡量的标准,则是官员自身的利益。且不说地方权力的产生在当时不可能通过民主机制,甚至有时亦非中央政府所授予,而成为高俅、蔡京等人私相窃取、私相授受、私相转赠、私相继承的私人物品。作为社会公器的行政权力,一旦成为国家权臣的“私器”,就会成为不受监控的腐败与跋扈的“利维坦”。正因为权力的私有化,才为高廉的强权对抗先帝的圣旨提供了现实的、体制的胆量与动力。

 

在长达2000多年的专制王朝历史上,强权与圣旨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并不罕见。君圣臣贤的时代比较少见,至少在君权强势、政治统一的情况下,强权往往不敢挑战圣旨。一旦君权旁落、强枝弱干,或因体制障碍,或因尾大不掉,强权才有可能凌驾于圣旨之上,当此之际,诸侯、藩镇、权臣、宦官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往往无视皇权、挟持皇权,罔顾圣旨、践踏圣旨,从而导致朝纲不振、政令不行,到了这个地步,这个政权也就到头了。

 

  一般说来,以圣旨为符号的古代皇权,代表了一家一姓“家天下”的利益,虽然如此,皇帝作为“家国”的法人代表,要考虑家族政权的可持续发展,有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些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之类的权宜之计,这些权宜之计,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进步,有利于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强权则不然,既然权力从本质上属于皇帝,一旦沦为私人所把持,往往表现为空前的疯狂、贪婪与残暴,从而体现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今日不为,更待何时”的紧迫感。由此可见,失去控御的强权,在某些历史节点上,往往比皇权更短视、更贪婪、更残酷,从而对社会与民众的危害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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