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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诸人名不副实

解珍、解宝兄弟历尽艰险在登州山上捕获一只老虎,老虎受伤滚落毛太公后园,毛太公父子偷偷将虎解到州里邀功请赏,解氏兄弟落入陷阱锒铛入狱。此后,由两解的索虎,两毛的赖虎,触发了登州官场一场政治危机——登州知府暗中支持,王正、包吉意图谋害,孙顾伉俪暴力劫狱,毛氏父子惨遭灭门,王正、包吉死于非命,兵马提辖反上梁山。这一事件载《水浒传》第四十九回。对此,我曾撰文《司法腐败的社会后果》作过评述。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可见,名这个东西很重要,人的名字更重要,不仅事关文化,而且事关伦理。看过《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曹雪芹给小说人物命名极有功力,比如,贾氏一族,文字辈的贾政、贾赦、贾敬,玉字辈的贾琏、贾珍、贾环,草字辈的贾蓉、贾芸、贾蔷,甚至一些小人物如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卜固修(不顾羞)、单聘仁(善骗人),也赋予了深刻的讽刺意义。

 

金圣叹批评《水浒传》多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进行的,如小说情节、人物塑造、性格描写等,但在本回中,他却一反常态,对书中几个人物的名字一一进行点评。他在回前批注中就指出:“赖字出《左传》;赖人姓毛,出《大藏》。然此族今已蔓延天下矣,如之何!”金圣叹追根溯源,发出此番感慨,并非他对姓毛的有何成见,而是对社会生态的一种看法。首先他为毛太公的儿子毛仲义写下几十字的评语:“虽姓毛,幸名义,疑尚可诉也,其又孰知虽锡嘉名,实承恶教,父子不义,同恶相济也哉?甚矣!”他认为,“毛仲义”此人此名的实质是,“虽锡嘉名,实承恶教”,是典型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他才会说出“名之不足以定人”这类本属常识,没有水平的话来。

 

金圣叹对另外两人也给予了充分关注。解氏兄弟被毛氏父子陷害,押送登州府,碰到两个司法人员,一是王正,一是包吉。这王正是登州府司法机关的六案孔目,也是毛太公的女婿。也许“王正”的确象征着程序正义、司法公正,因此,金圣叹在其名下批曰:“又是一个好名字人。”并戏笔曰:“村中既有毛男,州里又有毛女,毛头毛脑既多,而毛手毛脚遂不可当矣。”这包吉是当牢节级,相当于今之监狱管理人员。监狱是什么所在?一旦进去,不死也会脱层皮,所以,就有了“躲猫猫”的当代奇遇。“包吉”这个名字大概也被寄予吉星高照、逢凶化吉的含义,因此,金圣叹在他名下才会批道:“又是一个好名字人。”不知施耐庵为这组人物——毛仲义、王正、包吉——的命名是蓄意还是无意,金圣叹讽刺道:“极贪鄙人却名义,极奸邪人却名正,极凶恶人却名吉,可叹可笑。”

 

“可叹可笑”么?并不尽然。其实在金圣叹之前与之后,都有这样的人名、人品分裂的极端典型,比如盛唐时期、“开元盛世”后的杨国忠,既曰“国忠”却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奸臣,不仅干扰“圣裁”,惑乱国政,而且正因为他与安禄山的特殊关系,“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才会走了下坡路。明代的魏忠贤,名曰“忠贤”却是明熹宗时罪大恶极的宦官,虽由皇帝赐名,“忠贤”毕竟何在?即使考其原名李进忠,之于朱由校又何曾“进忠”。金圣叹从“毛仲义”之“名不副实”延伸联想,“名之佳者莫如霍去病、辛弃疾、晁无咎、张无垢,皆以改过自勉,其他以好字立名者,我见其人矣。”

 

更为可笑的是,那位本是“极凶恶人”的包吉未将解珍、解宝兄弟视为“珍宝”,反之却对解氏兄弟的别名(诨名、绰号)产生了兴趣,他穷凶极恶地喝道:“你两个便是什么两头蛇,双尾蝎,是你么?”解珍道:“虽然别人叫小人这等混名,实不曾陷害良善。”包节级喝道:“你这两个畜生!今番我手里教你‘两头蛇’做‘一头蛇’,‘双尾蝎’做‘单尾蝎!’且与我押入大牢里去!”明代另一位著名批评家李卓吾在此添油加醋说:“何不说没头没尾!”

 

其实,名字之于人品,只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亿万众生,亿万名字,如同商品的名称与编号,无非是人类的识别符号与记忆编码,功能只为方便区别与记忆而已。在过去的偏远山区,“石头”、“狗蛋”这样的名字并不罕见。出于民俗,男孩金贵,女孩好养,男孩起个女名也十分常见,我就认识几位名为“秀云”、“凤芝”、“俊芳”这样的男子汉。由此可见,人的名字与人的品行没有必然关系。当今社会是这样,古代也是如此,有史可征的第一位皇后——刘邦的老婆——姓吕名雉,在当时,谁也不会认为她是“野鸡”。汉武帝原名刘彘,“彘”者,猪也。恐怕谁也不会相信雄才大略的刘彻,竟然蠢笨如猪(《汉武故事》)。对于个体来讲,名字虽然只是符号,只是编码,并不影响其父母、长辈通过命名对孩子表达吉祥美好的祝福与期望。而这与名实相符没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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