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雕像）

春秋时的齐国，还没有忠臣、奸臣的说法，晏子将这类品行的人通称为“佞人谗夫”。在《晏子春秋》中，“出镜率”最高的反面人物是梁丘据，他是晏子的同僚、齐国大夫，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佞臣或奸臣。

随便翻书时发现，唐代的柳宗元居然写过一篇《梁丘据赞》（《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页523）。在人们的观念里，梁丘据这种以溜须拍马为能事的奸臣，向为人们所不齿。作为中唐改革名臣、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为何要点赞这样一个奴颜媚骨的奸臣？这要从柳宗元境遇与经历来说起。他作为一个立身正直，才干卓越的士大夫，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被贬职远放，此时任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大概有感于朝政为宦官、佞臣所把持，这篇赞文其实极具讽刺意义。

在人们的观念里，奸臣的本质都是自私而邪恶的，但奸臣的表现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或张扬，或阴险，或狂傲，或低调，或外露，或内隐，但其本质无一不是通过非法渠道或超级捷径获得地位、权力、荣誉、金钱等等（至于“拍马者为了骑马”，更是志在篡权夺位的野心家了）。其基本表现，无非是唯唯诺诺、献媚邀宠、嫉贤妒能，拉帮结伙、告密中伤等等。这些印象往往来自古典小说、戏剧、影视，谁说宣传、文艺没有效果？

唯唯诺诺，亦步亦趋，是所有奸臣的最高准则，这类人永远不会独立思考，绝对没有不同意见，一切唯上司马首是瞻，一切以领导眼珠是转，接受指示永远“嗻嗻嗻”，听取讲话永远“是是是”，被动如提线木偶，主动似鹦鹉学舌。此为其一。献媚邀宠，溜须拍马，这是所有奸臣行为的优先选项。这类人利用所有权势者崇尚虚荣、喜好奉承的心理特征，迎风承旨，曲意逢迎，趋炎附势，投其所好，不惜浮夸，不怕肉麻，形容词要用最高级，表忠心更是绝对化，甚至出卖人格，吮痈舔痔，骗取上峰的眷顾与宠信，以跻身上峰的小圈子。此为其二。嫉贤妒能，是所有奸臣的共同心理，这些人不具备相应的德行与才能，一门心思向上爬，嫉贤妒能是必须的。在这些人眼里，人品、才能比他更高的同僚、同事或同年，是实现其私欲的绊脚石与眼中钉，倾轧同僚，诬陷同事，无中生有，落井下石，无所不用其极，必须除之而后快。此为其三。告密中伤，是所有奸臣的主要方式。这些人如同阴窟里的鬼蜮，夜暗中的幽灵，其心地见不得天日，其行径见不得阳光，策划于密室，潜身在暗处，鬼鬼祟祟，嘀嘀咕咕。告密是较为正式的说法，通俗点说就是告黑状、打小报告、写匿名信，如此等等。此为其四。结党营私，是奸臣们的组织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拉帮结伙，搞小团体、小宗派，秦桧也有三个好朋友，什么“同乡帮”、“同学帮”、“系统帮”，臭味相投，沆瀣一气，提拔评奖时，团伙中人相互拉抬吹捧；排斥异己时，团伙中人枪口一致对外。此为其五。

梁丘据的行径如何呢？从《晏子春秋》所记载的劣迹来看，他的特点似乎是时时处处与齐景公保持一致：景公夜听新乐，他陪着笑（《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页23。以下同书引文只注页码）；景公牛山感慨，他陪着哭（页63）。景公陶醉于华宫美服以示人，他起哄捧场（页135）；景公久病欲杀太史以祭天，他煽动怂恿（页42）。南宋文人刘克庄曾有诗叹之：“国渐移田氏，人谁悟景公。牛山两行泪，据与寡人同。”（《全宋诗》第57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1998年，页36342）诗不长，一把抓住“同”字塞进诗眼里。如此看来，梁丘据这个奸臣并未达到秦桧、严嵩之流怙恶不悛的邪恶水平，他的主要表现是始终保持与景公同言同语、同步同调，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齐景公认为只有梁丘据才与他构成和谐状态（虽然晏子认为那只是同而不是和），毕竟认可了梁某始终与其看齐、与其一致的政治坚定性。正因如此，梁某去世后，景公才提议予其厚葬的非常待遇，理由是梁丘据“忠且爱我”，因此应“丰厚其葬，高大其垄”（页160）。那么，梁丘据对景公的“忠”和“爱”体现在何处呢？“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则据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风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爱也。”（同上）晏子对此并不苟同，他指出，臣子为获得国君的宠爱而独专其君，这恰恰是不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的财富都归国君所有，只有梁某用私财向国君效忠，效忠国君者为何如此之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国民众都是国君的臣下，只有梁某爱护国君，爱护国君者何以如此之少？如此来看，正是梁某蒙蔽了国君，堵塞了群臣，岂非过分！景公似乎恍然大悟，立刻改变其决定，“罢为陵之役，废厚葬之令”，而且要求“有司据法而责，群臣陈过而谏”（页161），进一步改进政府工作。

其实，就常理而言，梁丘据与晏子同处一朝，可谓悲剧。一能臣，一佞臣，如何相处？然而，梁某对晏子并未诋毁诬陷、造谣中伤，虽然他对晏子在三代国君手下应付裕如感到不解（页290），但对晏子还是敬服的，甚至说出“吾至死不及夫子矣”（页425）的谦词。晏子从政清廉俭朴，梁某传达景公指示，为晏子修造官邸、封赏土地、配备车马、补助经费、赠送华服等事宜，这些都是按领导要求办事。但有一次确是梁某主动的。梁某发现晏子饮食粗简，极少肉食，当即报告景公。次日景公即决定将都昌（今山东昌邑）封给晏子。虽然晏子最终婉拒（《晏子春秋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页294），此事说明梁某并未将晏子视为“假想敌”。

柳宗元在《梁丘据赞》中称，“齐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争，古号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梁丘之媚，顺心狎耳。”（《柳宗元集》，页524）子厚果然文章大家，寥寥数语，点出了梁丘据在景公手下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保持一致，一味看齐的佞臣嘴脸。那么，梁某的这类德行有多少赞赏的价值与必要呢？

子厚首先为梁某定性，“不挠厥政，不嫉反己”，这样的政治品格，虽非大善，亦非大恶。因此他认为，“晏子躬相，梁丘不毁。恣其为政，政实允理。”不诋毁晏婴，不扰乱朝政，虽然是低标准，毕竟值得肯定。如果说这只是抽象评价的话，那么，子厚在下面则提供了具体事实，“时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憂其不饱，告君使赐。”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梁丘据主动关心晏子饮食营养一事。此文的悲愤主题在于，梁某固非道德楷模。然而，如此行径，在其后世，也找不到传人了（“后之嬖君，罕或师是”）。后世的媚士或奸臣，早已不止于“君悲亦悲，君喜亦喜”的保持一致了，而是更为恶劣的“导君以谀，闻正则忌。谗贤协恶，民蠹国圮。”后来的奸臣，已经集奸臣的全部邪恶本质之大成了。他讽刺道：岂止今天的君子不如当年的君子，就是今天小人也不像古代的小人了（“呜呼！岂惟贤不逮古，嬖亦莫类”）。梁某尚有如此这般可取之处，何况晏子这位名贯古今的政治家呢（“梁丘可思，又况晏氏”）？王右军在《兰亭集序》有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想康生、张春桥之类奸臣，后来者在谄媚之肉麻、举止之恶心、行径的拙劣、用心之露骨方面，较之康、张之心机、之文采乃至其信仰，早已是等而下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梁丘据赞》前有“韩曰”：“梁丘据不毁晏子之贤，是诚可取。公（柳宗元）之窜逐远方，左右近臣无一人为之地者，其曰激赞梁丘，诚有以哉！”子厚先生在文中激赏梁某这种不无可议的人物，显然是在抒发其内心的激愤与忧虑（“激赞梁丘，心焉孔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章士钊重述子厚的话说：“岂惟贤不逮古，嬖亦莫类。子厚此赞，可谓沉痛之至。”（《柳文指要》，文汇出版社，2000年，页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