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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有个不太坏的奸臣

 (柳宗元雕像)

春秋时的齐国,还没有忠臣、奸臣的说法,晏子将这类品行的人通称为“佞人谗夫”。在《晏子春秋》中,“出镜率”最高的反面人物是梁丘据,他是晏子的同僚、齐国大夫,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佞臣或奸臣。

 

随便翻书时发现,唐代的柳宗元居然写过一篇《梁丘据赞》(《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页523)。在人们的观念里,梁丘据这种以溜须拍马为能事的奸臣,向为人们所不齿。作为中唐改革名臣、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为何要点赞这样一个奴颜媚骨的奸臣?这要从柳宗元境遇与经历来说起。他作为一个立身正直,才干卓越的士大夫,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被贬职远放,此时任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大概有感于朝政为宦官、佞臣所把持,这篇赞文其实极具讽刺意义。

 

在人们的观念里,奸臣的本质都是自私而邪恶的,但奸臣的表现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或张扬,或阴险,或狂傲,或低调,或外露,或内隐,但其本质无一不是通过非法渠道或超级捷径获得地位、权力、荣誉、金钱等等(至于“拍马者为了骑马”,更是志在篡权夺位的野心家了)。其基本表现,无非是唯唯诺诺、献媚邀宠、嫉贤妒能,拉帮结伙、告密中伤等等。这些印象往往来自古典小说、戏剧、影视,谁说宣传、文艺没有效果?

 

唯唯诺诺,亦步亦趋,是所有奸臣的最高准则,这类人永远不会独立思考,绝对没有不同意见,一切唯上司马首是瞻,一切以领导眼珠是转,接受指示永远“嗻嗻嗻”,听取讲话永远“是是是”,被动如提线木偶,主动似鹦鹉学舌。此为其一。献媚邀宠,溜须拍马,这是所有奸臣行为的优先选项。这类人利用所有权势者崇尚虚荣、喜好奉承的心理特征,迎风承旨,曲意逢迎,趋炎附势,投其所好,不惜浮夸,不怕肉麻,形容词要用最高级,表忠心更是绝对化,甚至出卖人格,吮痈舔痔,骗取上峰的眷顾与宠信,以跻身上峰的小圈子。此为其二。嫉贤妒能,是所有奸臣的共同心理,这些人不具备相应的德行与才能,一门心思向上爬,嫉贤妒能是必须的。在这些人眼里,人品、才能比他更高的同僚、同事或同年,是实现其私欲的绊脚石与眼中钉,倾轧同僚,诬陷同事,无中生有,落井下石,无所不用其极,必须除之而后快。此为其三。告密中伤,是所有奸臣的主要方式。这些人如同阴窟里的鬼蜮,夜暗中的幽灵,其心地见不得天日,其行径见不得阳光,策划于密室,潜身在暗处,鬼鬼祟祟,嘀嘀咕咕。告密是较为正式的说法,通俗点说就是告黑状、打小报告、写匿名信,如此等等。此为其四。结党营私,是奸臣们的组织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拉帮结伙,搞小团体、小宗派,秦桧也有三个好朋友,什么“同乡帮”、“同学帮”、“系统帮”,臭味相投,沆瀣一气,提拔评奖时,团伙中人相互拉抬吹捧;排斥异己时,团伙中人枪口一致对外。此为其五。

 

梁丘据的行径如何呢?从《晏子春秋》所记载的劣迹来看,他的特点似乎是时时处处与齐景公保持一致:景公夜听新乐,他陪着笑(《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页23。以下同书引文只注页码);景公牛山感慨,他陪着哭(页63)。景公陶醉于华宫美服以示人,他起哄捧场(页135);景公久病欲杀太史以祭天,他煽动怂恿(页42)。南宋文人刘克庄曾有诗叹之:“国渐移田氏,人谁悟景公。牛山两行泪,据与寡人同。”(《全宋诗》第57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1998年,页36342)诗不长,一把抓住“同”字塞进诗眼里。如此看来,梁丘据这个奸臣并未达到秦桧、严嵩之流怙恶不悛的邪恶水平,他的主要表现是始终保持与景公同言同语、同步同调,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齐景公认为只有梁丘据才与他构成和谐状态(虽然晏子认为那只是同而不是和),毕竟认可了梁某始终与其看齐、与其一致的政治坚定性。正因如此,梁某去世后,景公才提议予其厚葬的非常待遇,理由是梁丘据“忠且爱我”,因此应“丰厚其葬,高大其垄”(页160)。那么,梁丘据对景公的“忠”和“爱”体现在何处呢?“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具也,则据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风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爱也。”(同上)晏子对此并不苟同,他指出,臣子为获得国君的宠爱而独专其君,这恰恰是不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国的财富都归国君所有,只有梁某用私财向国君效忠,效忠国君者为何如此之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国民众都是国君的臣下,只有梁某爱护国君,爱护国君者何以如此之少?如此来看,正是梁某蒙蔽了国君,堵塞了群臣,岂非过分!景公似乎恍然大悟,立刻改变其决定,“罢为陵之役,废厚葬之令”,而且要求“有司据法而责,群臣陈过而谏”(页161),进一步改进政府工作。

 

其实,就常理而言,梁丘据与晏子同处一朝,可谓悲剧。一能臣,一佞臣,如何相处?然而,梁某对晏子并未诋毁诬陷、造谣中伤,虽然他对晏子在三代国君手下应付裕如感到不解(页290),但对晏子还是敬服的,甚至说出“吾至死不及夫子矣”(页425)的谦词。晏子从政清廉俭朴,梁某传达景公指示,为晏子修造官邸、封赏土地、配备车马、补助经费、赠送华服等事宜,这些都是按领导要求办事。但有一次确是梁某主动的。梁某发现晏子饮食粗简,极少肉食,当即报告景公。次日景公即决定将都昌(今山东昌邑)封给晏子。虽然晏子最终婉拒(《晏子春秋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页294),此事说明梁某并未将晏子视为“假想敌”。

 

柳宗元在《梁丘据赞》中称,“齐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争,古号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梁丘之媚,顺心狎耳。”(《柳宗元集》,页524)子厚果然文章大家,寥寥数语,点出了梁丘据在景公手下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保持一致,一味看齐的佞臣嘴脸。那么,梁某的这类德行有多少赞赏的价值与必要呢?

 

子厚首先为梁某定性,“不挠厥政,不嫉反己”,这样的政治品格,虽非大善,亦非大恶。因此他认为,“晏子躬相,梁丘不毁。恣其为政,政实允理。”不诋毁晏婴,不扰乱朝政,虽然是低标准,毕竟值得肯定。如果说这只是抽象评价的话,那么,子厚在下面则提供了具体事实,“时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憂其不饱,告君使赐。”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梁丘据主动关心晏子饮食营养一事。此文的悲愤主题在于,梁某固非道德楷模。然而,如此行径,在其后世,也找不到传人了(“后之嬖君,罕或师是”)。后世的媚士或奸臣,早已不止于“君悲亦悲,君喜亦喜”的保持一致了,而是更为恶劣的“导君以谀,闻正则忌。谗贤协恶,民蠹国圮。”后来的奸臣,已经集奸臣的全部邪恶本质之大成了。他讽刺道:岂止今天的君子不如当年的君子,就是今天小人也不像古代的小人了(“呜呼!岂惟贤不逮古,嬖亦莫类”)。梁某尚有如此这般可取之处,何况晏子这位名贯古今的政治家呢(“梁丘可思,又况晏氏”)?王右军在《兰亭集序》有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想康生、张春桥之类奸臣,后来者在谄媚之肉麻、举止之恶心、行径的拙劣、用心之露骨方面,较之康、张之心机、之文采乃至其信仰,早已是等而下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梁丘据赞》前有“韩曰”:“梁丘据不毁晏子之贤,是诚可取。公(柳宗元)之窜逐远方,左右近臣无一人为之地者,其曰激赞梁丘,诚有以哉!”子厚先生在文中激赏梁某这种不无可议的人物,显然是在抒发其内心的激愤与忧虑(“激赞梁丘,心焉孔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章士钊重述子厚的话说:“岂惟贤不逮古,嬖亦莫类。子厚此赞,可谓沉痛之至。”(《柳文指要》,文汇出版社,2000年,页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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