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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景公的始与终

 

中国古代可以有秦始皇,决不可能有秦终皇?考察历代王朝的年号,有建元、本始、建兴、始元、建始、开元、正始、建初、皇始、正元、泰始,都是有始无终、有元无后、有本无末、有建无毁、有兴无衰,总之是有头无尾,想法很一致,都想永远执政。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千万世,传之无穷。”(《资治通鉴》,中州出版社,2003年,页59)这说明,秦始皇原本就没打算“剧终”。尽管比他更早的古人曾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译注》,齐鲁书社,1985年,页835)的告诫,他怎么可能听进去。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爱好权力,犹如好色。”人的生存、生殖欲望有限,而人的权力欲望无限。(《权力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P3、216)几乎每个统治者都充满了权力欲。在秦始皇看来,“传之无穷”是第二选择,“长生不老”才是第一选择;“长生不老”是亲自干,“传之无穷”是让子孙干,毕竟差了节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孜孜以求,念兹在兹,又是选童男童女,又是寻不死之药,甚至派遣徐福,东渡蓬瀛。然而,不仅他自己天不假年,他的王朝也二世而亡。

 

齐景公比秦始皇早200多年,也有永远执政的奢望。某次,景公与诸臣在泰山之阳畅饮,俯瞰齐国大好河山,自感年华已逝,不禁伤感地说:“寡人将去此堂堂国者而死乎!”三位侍臣也陪着国君感伤落泪。不想在此时,晏子却不合时宜地仰天大笑。景公十分不悦,责问晏子为何发笑。晏子说,我今天看到一位怯君、三位谀臣,不禁发笑。晏子说:“夫古之有死也,令后世贤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页436。以下同书引文只注页码)的确,“盛之有衰,生之有死”,为“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乃“古之道也”。人之生死,代际轮换,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此以来,才能使贤者、智者崛起,才能使恶者、愚者消逝。他反问景公,如果古代的圣王都长生不老,假如齐太公(齐国的开国领袖,即姜子牙)活到今天,您怎么会作为国君在这里悲伤呢(“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国而哀之”)?如果说老了怕死是胆怯的话,那么,陪着国君落泪就是谗谀了。一怯一谀,怯谀相聚,岂不可笑。

 

害怕衰老,害怕死亡,对于常人来说,是人之常情。作为领导人想着永远执政,齐景公、秦始皇二人是公开宣布,亲口说出。但在许多帝王都是由谀臣代为表达的。乾隆皇帝50大寿,纪晓岚撰联颂扬说:“四万里江山,伊古以来,几见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从今而后,还有九千九百五十年。”弘历看后,大加“称赏”(《柳弧》,中华书局。2002年,页13)。乾隆皇帝50岁时为公元1760年,今年(2018年)应为大清乾隆纪年283年,弘历在世应为308岁高寿。按照纪晓岚的算法,目前距弘历驾崩还非常遥远,还要再等上9692年,何况“万寿”依然“无疆”!纪晓岚是乾隆皇帝的奴才,为主子拍马屁情有可原。但在21世纪的中国,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弘历的爷爷康熙大帝,竟然“还想再活五百年”。倘把这虚数实计,同样也很可怕。玄烨驾崩时是公元1722年,再活500年就是2222年。这意味着,从现在起,还有几辈子的人都要笼罩在康熙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脑袋上还要长期留着猪尾巴。只是,这插曲的歌词是今人写的,作为21世纪的文明人,为何仍然津津有味地咂摸着当奴才的滋味?

 

回头再说齐景公。他当然希望长生不老,即使其寿不永,也希望姜氏基业世代相传。景公一次和晏子在淄水岸边漫步,喟然长叹道:“呜呼!使国可长保而传于子孙,岂不乐哉?”(《晏子春秋集释》,页59)秦始皇“二世、三世至于千万世,传之无穷”的想法,是否受此启发不得而知,总之,还是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只是景公不是乾隆,晏子不是纪昀,因此没有出现后者大拍前者马屁的戏剧场面。相反,晏子作为一位政治家,抓住时机指出了景公执政的利弊。晏子指出,成为贤明的君主不是没有条件的,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不是没有前提的。就君王来说,长期以来,君王的施政导致了国家混乱,君王的行为背离了百姓愿望,君王今日要永远执政,还想世代继承,不是很困难吗(“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虚至.今君以政乱国,以行弃民久矣,而声欲保之,不亦难乎”)!(同上书,页59-60)

 

他首先向景公阐述了一条政治原则,长期执政,要长期善政;长期执政,要善始善终。他指出,诸侯林立,谁能始终实行善政,谁将成为霸主;学子同窗,谁能持之以恒,谁就师范群伦(“诸侯并立,能终善者为长;列士并学,能终善者为师”)。由此可见,能够长期执政的,只能是善始善终的政治家(同上书,页60)。他特别列举了景公先祖齐桓公的例子。桓公执政之初,“任贤而赞德”,“亡国恃以存,危国仰以安,是以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然而,齐桓公的晚年,却放松道德修养,陷于骄奢淫逸,精神沉溺于享乐,决策受制于佞臣(“怠于德而并于乐,身溺于妇侍而谋因竖刁”),以致“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最终“身死乎胡宫而不举,虫出而不收(身死胡宫无人知晓,尸体生蛆无人收殓)”。(同上书,页60)作为执政者,个人如此,组织同样如此,这即是“窑洞对”提出的那条“政治周期律”。晏子接着指出:君王现在视百姓如寇仇,政治腐败,民心离散,必然危及百姓。如今又对民众滥肆搜刮,对臣下横加诛戮,恐怕危险很快降临到自己身上。最后,晏子也为自己留出了避险之道,“婴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则持节以没世耳。”(同上)应当说,晏子对景公的提醒与警示是由衷的。

 

齐景公或秦始皇他们无论追求“躯壳长在”,还是追求“精子遗传”,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始终把江山与政权视为他们一家一姓之私产。作为私产,一旦到手自然不肯易主。而历史上每一次易主,每一次“变幻大王旗”,都是血流成河、你死我活。至于在这座江山之上,这个政权之下,人民群众如何流离失所,啼饥号寒,如何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他们无关痛痒,置若罔闻,他们在乎的只是手中的国玺与权柄。恩格斯100多年前曾经论述过阶级和国家机器的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页197—198 ),毛泽东在建国前夜也论述过政党与国家的死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页1357)齐景公或秦始皇作为奴隶主阶级或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不能要求他们也懂得这样的道理。几千年来,历代的统治者,不论宣扬“君权神授”、“皇权天授”,还是虚伪的“政权民授”,统统不过骗人的把戏,其奥旨不过是掩盖其“公权私有”的狭隘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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