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安立志 > 晏婴评析马屁精

晏婴评析马屁精

 

晏婴死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500年)。晏婴去世时,齐景公把玉器放在晏子的遗体上,痛哭流涕,大放悲声。臣子劝他:“这不合礼仪了。”齐景公曰:“安用礼乎?昔者吾与夫子游于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听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则亡,何礼之有?”(《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页519。以下同书引文只注页码)那时没有权力制衡,他感伤的是再也听不到晏子的批评了,很有些唐太宗“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的感伤意味。

 

晏婴效力于齐国政坛半个世纪,辅佐了灵公、庄公、景公三代领导核心,一生廉洁正直,既有治国长才,又有理政之道,被后世誉为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除了因谏阻庄公决策受挫短暂辞职的几年外,他始终是齐国政坛的主导力量。晏子在治国问题上,经常向景公提起其先祖齐桓公。这是因为在齐桓公身上隐藏着双重密码,既有重用管仲、叔牙等政治家,从而九合诸侯、成就霸业的辉煌前期;也有重用竖刁、易牙等马屁精,以致众叛亲离,尸臭生蛆的悲惨晚年。如此以来,晏子对景公反复提出警惕奸佞的问题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英明果决的统治者重用正臣,暴戾颟顸的统治者豢养佞臣,平庸自大的统治者则是正臣、佞臣兼收并用。春秋时期,君臣关系不是那么森严。一天夜里,齐景公独饮无趣,让人抬着酒肴来到晏子门前,却被晏子所婉拒。晏子说,如果不是诸侯生变,国家出事,国君不宜晚上来找相国;景公只得转向司马穰苴门前,也被司马婉拒。司马说,如果不是诸侯生战,大臣生乱,国君不宜晚上来找将军。景公无奈,只好转到大夫梁丘据家中。梁丘据竟然左手操瑟,右手持竽,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景公发表酒后感言:“微此二子者(指晏子、司马),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指梁丘据),何以乐吾身?”(页319)君子就此评价说,景公忠奸并蓄、正佞共用,“仅得不亡”而已。(同上)尽管齐国也有梁丘据等个别佞臣,但他们并不能左右政局。这一方面证明齐景公并非彻头彻尾的庸主,也说明齐景公这一届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

 

晏子的时代,没有忠臣、奸臣的分类,更没有马屁精这样的俗称。对这类官员,晏子通常称为“佞人谗夫”。《晏子春秋》中多次提到这一话题,最直接的是“景公问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对以愚君所信也”和“景公问治国何患,晏子对以社鼠猛狗”。两则问答都在第三卷的“内篇问上”。前者直接询问佞臣与国君的关系,后者问的是何者为治国之患。在这些对话中,提问者都是齐景公,答问者都是晏平仲。

 

在前一问答中,涉及的角度比较多,择其要者而述之。晏子对“佞人谗夫”有一个大致素描,一是示人以假。这些马屁精,“明言行之以饰身,伪言无欲以说人”,言词浮华只为美化自我,假话成瘾只为取悦他人,目的是愚弄领导人以骗取信任而已(“愚君所信也”)。二是攀龙附凤。这些佞人谗夫,“严其交以见其爱;观上之所欲,而微为之偶,求君逼迩,而阴为之与。”察颜观色,探听领导人之癖好,投其所好,曲意逢迎;低声下气,仰人鼻息,甚至讨好领导人之亲眷,跻身领导人之亲信,以阴结私谊。三是私欲极重。“内重爵禄,而外轻之以诬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伪廉;……傲禄以求多,辞任以求重”,他们以轻视俸禄的手段捞取更多的俸禄,用辞去官职的办法谋取更大的官位,满嘴毫不利己,实则毫不利人;满嘴专门利人,实则专门利己。四是言行不一。在他们嘴里,“非誉乎情,而言不行身”,诽谤、赞誉都不合实情,他们的豪言壮语从不会见诸行动。五是挑拨离间。“涉时所议,而好论贤不肖。”说三道四,飞短流长,制造矛盾,挑起事端,乱中取利而已。……(页227)

 

在另一次对话中,景公问晏子,治国最怕什么?晏子答以“社鼠”。“社鼠”就是领导人身边的佞臣。为什么是“社鼠”呢?晏子这样解释:“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薰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页196)晏子感叹道,一国之内,也有这样的“社鼠”,对内他们蔽善扬恶,欺骗领导人,对外他们狐假虎威,欺压百姓,不清除他们,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清除他们,又怕影响到领导人的声誉。“外篇第七”中也有一篇问答,标题更为直接——“景公问治国之患,晏子对以佞人谗夫在君侧”。(页466)主旨与上篇近似。讨论中,景公与晏子二人险些发生争执。景公问的也是“治国之患”,但晏子回答的不是“社鼠”,而是领导人身边的“佞人谗夫”。他认为,这些人往往与贤臣作对,与小人结党。他们才是国家的潜在威胁。景公不解:这些人虽然不是好人,怎么会是治国之患呢?晏子回答,因为领导人常常把这些人当作耳目与参谋。有他们在身边,就会遮蔽领导人的视听,干扰臣僚的施政,怎么不是治国之患呢?景公说,既是这样,把他们除去不就行了。晏子回答,你根本做不到。听到这话,景公很不高兴,认为晏子小看了他。晏子解释道,这些人能混到领导人身边,必有过人之处。他们是“两面人”,把“大奸”藏匿于内,把“小忠”示之于外,阳奉阴违,面从腹诽,大奸似忠。在内部,他们一方面承旨奉迎,投领导人之所好,尽显忠诚顺从;另方面,他们翻检旧账,整治领导人不喜欢的贤臣。在外面,则狐假虎威,贪得无厌,以捞取财富。晏子指出,这些佞臣费尽心机接近中枢,目的就是以权谋私,而不可能尽忠行义。因此,晏子告诫说,这种人是很难识别的。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问题,“佞人谗夫”即马屁精是专制政体的伴生物。在公民选举、司法独立、媒体自由、权力制衡的民主政体之下,马屁精并没有多少生存空间。即使在专制政体之下,也不尽然,这从唐代政治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唐太宗一朝与唐玄宗前期,朝廷之上基本上都是正臣直士、干臣能吏。唐玄宗后期才出现了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奸佞。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马屁精的出现往往与独裁者的权力指数与昏庸指数成正比。哪个朝代马屁精成群结队、马屁熏天,意味着当时的独裁者其权力指数与昏庸指数居高不下。哪个独裁者大权独揽、政治昏愦,哪个朝代的马屁精也就如雨后毒蕈、层出不穷。

 

齐景公虽然平庸昏愦,碌碌无能,但他毕竟没有执迷不悟。《晏子春秋》最后一篇,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件(一般认为,这篇记述属于后人伪托,但不失借鉴意义),晏子去世17年之后,景公酒后与大夫们射箭。景公射箭脱靶,大夫们却众口一词,竞相喝彩。景公扔掉弓箭,满脸不悦。大夫弦章入内,景公对他说:“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未尝闻吾不善。今射出质,而唱善者若出一口”(“自从我失去晏子,到现在十七年了,从未听到批评我的声音。今天我射箭出靶,群臣却同声一辞,竟相谄谀”)。弦章对曰:“国君喜好穿着,臣子就讲究服饰;国君喜欢饮宴,臣子就讲究美食。尺蠖吃黄色食物身体就变成黄色,吃绿色食物就变成绿色。国君不会受用这些谄谀之词吧(“君好之,则臣服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夫尺蠖食黄则其身黄,食苍则其身苍。君其犹有食谄人言乎”)?”景公顿悟道:“善。吾不食谄人以言也(好,我不会接受那些马屁精的话的)!”(《晏子春秋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页392)

推荐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