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单单引用一句名言太简单，有点“语录病”的嫌疑，我们不妨给出一个段落背景，看看他的上下文：“在一切历史判断的深层存在的实际需求，赋予一切历史‘当代史’的性质，因为从年代学上看，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页6-7）

本文提到的齐景公，其所涉及的“历史事实”自然是十分“悠远”的。那么，研究齐景公如何考核地方官这样的课题是否必要，要作出这样的“历史判断”，是否也取决于当今的我们所具有的“深层存在的实际需求”呢？春秋时期，在地方干部的配备上，没有现代的选举、招聘机制，甚至连科举制度还没建立，只能依靠上级对下级的任命来产生。晏子不知怎么就被派到东阿（今山东聊城有东阿县）当了三年地方官。那时的东阿，可能只是一个“邑”，并没有县、市、区这样的区划名称（200多年后秦始皇才实行郡县制），晏子也不是县、市、区长，当然更不是县、市、区委书记，因此只能模糊称之——一介地方官而已。

晏婴在东阿任职一事，《晏子春秋》中有两个版本，分别见于第五卷“内篇杂上”之四“晏子再治阿，而见信景公，任以国政”（《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82年，页303。以下同书引文只注页码）和第七卷“外篇”之二十“晏子再治东阿，上计景公迎贺，晏子辞”（页478）。地方官既然是国君任命的，当然只向国君负责；地方官政绩如何，当然也由国君来考核，这其间自然不排除或真或假地听取一点“民意”。

景公派晏婴治理东阿，仅止三年，群众反映强烈，“毁闻于国”。景公不悦，随即召回晏子，就地免职。晏子报告说：“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请让我再到东阿治理一次，三年之后，一定挽回声誉。”景公不忍，答应了他的要求。三年之后，东阿果然“誉闻于国”。景公非常高兴，召回晏子，予以奖励，并询问他何以前后两次施政竟有如此明显的反差，晏子回答说：“前次治理东阿，我在那里开辟交通，修筑道路，强化地方行政，加强基层建设，得罪了当地的刁民；提倡勤俭孝悌，处罚偷盗怠惰，又得罪了当地的懒汉；秉公执法，法不阿贵，则得罪了那里的豪强。对于身边人员的要求，坚持原则，合法者答应，非法者拒绝，又得罪了近侍；对于当地的显贵，我坚持以礼行政，不逾分际，也得罪了显贵。如此以来，刁民、懒汉、豪强这“三邪”在外面败坏我的名声；近侍、显贵这“二谗”又在内部败坏我的名声。不出三年，我就恶名昭彰，让国君您都知道了。

这次治理东阿，我换了一个思路，对于以往的做法做了谨慎地调整。不再修筑道路，放缓基层建设，当地的刁民高兴；不再奖勤罚懒，不搞勤俭孝悌，当地的懒汉高兴；灵活执法，迁就强梁，当地的豪强高兴；左右近侍，凡有所求，一律答应，身边的近侍高兴；侍奉显贵，潛越礼仪，不予计较，当地的显贵高兴。这样以来，刁民、懒汉、豪强这“三邪”对我称誉于外，近侍、显贵这“二谗”对我赞颂于内，美誉很快就闻于国君了。

晏子的汇报，其实体现了一个地方官极其鲜明、极其强烈的施政对比，他指出，在治理东阿问题上，前期差点受到治罪受罚的，恰恰是应当受到奖赏褒扬的；今天受到奖赏褒扬的，恰恰是应当治罪受罚的。正因如此，他向景公婉拒说，我不敢接受这种奖赏。景公的态度如何呢？“景公知晏子贤，乃任以国政，三年，而齐大兴。”（《晏子春秋集释》，页304）景公得知晏子之贤能，从地方调到中央，辅佐其治理国政，三年，齐国得到振兴。这说明，景公并不十分昏庸。

《晏子春秋》第七卷“外篇”之二十，内容略有不同，在治理东阿问题上，无论经验与教训、正面与反面，都是从民生、法治、吏制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的。最后的结局也很不同。晏子在汇报完前后两个阶段治理东阿的对比后，向景公表示，“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避贤者之路。”于是，拜别国君，转身要走。景公见状，赶快挽留，并向晏子表示说，“子强复治东阿，东阿者，子之东阿也，寡人无复与焉。”（页478）意思是说，就按照你的思路治理东阿吧，我不再干预了。这意味着，一个时期内，晏子仍是地方官。

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

作为齐景公这个级别的领导人，其治国施政的基本要求、基本标准是什么？是一个体现公平正义的标准，还是一个满足虚荣浮华的标准？这不仅取决于“顶层设计”，更体现在地方官的考核。比如当代一些地方官员，片面强调增长GDP,无视制度正义、分配公平、环境保护、社会文明，甚至侵犯人民群众的根本权利和利益。这样的人不仅受不到任何惩处，反而得到提拔和重用。这较之晏子后一阶段有些“矫枉过正”的“对比试验”，岂非异曲同工？！

如何把握民意？齐景公对晏子的评价与处理，并非独断专行，表面看起来更像顺应民意。然而，并非任何“群众意见”都可称为“民意”。晏子遭遇的“三邪”、“二谗”的意见，只代表和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与利益集团的意见，并不等于真正的民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地方官施政时，甚至打着“听证会”的旗号，迁就和倾向不同社会群体与利益集团，无视广大人民的真正民意，此类现象屡见不鲜。“有司”出台举措，制订政策，当然要考虑民意。然而，在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的情况下，一些法规、政策本身就是利益集团意志的体现。如此以来，这样的法规与决策甚至不如两千多年前晏子的决策。

既然景公感知的并非真正的民意，那么，如何考察与测定民意呢？民意调查在当代民主政体之下司空见惯，已经形成一种相对科学、相对准确、相对公平的数据统计科学。他们不仅可以对公共政策进行“民调”，也可以对政治领导人进行“民调”。这样的“民调”，通过科学的样本选择与数据计算，最大限度地避开了某些利益集团与相关群体的影响与干扰。相对科学、公正、准确的“民调”，不仅可以校正与监督公共决策的偏差与失误，也可以提醒与制衡政治领导人的政治行为。而这样的“民调”与齐景公所得到的“毁闻于国”或“誉闻于国”的所谓民意，是根本不同的。然而，这样的“民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等级授职制”（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制度体系来说，对于我们多数的地方官来说，那是十分可怕的。

晏子任职东阿的“那些事实”，由以上的分析与思考可以感知，它们的确“在当前形势下不断震颤”，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