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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比晏子高

 (孔子雕像)

在春秋时期的山东版图上,曾经存在两个代表性的大国——齐国与鲁国,这两个国家并立了数百年。这也是今日山东仍被称为“齐鲁大地”的历史原因。

 

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之间,在这两个国家的舞台上活跃着两位名人,一是齐国的晏子(婴),一是鲁国的孔子(丘)。晏子比孔子年长,齐灵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56年),晏子继其父为齐国上大夫时,孔子尚未出生。

 

(晏子雕像)

本文既曰“孔子不比晏子高”,就有比较的意味。如果单只比身高,孔子完胜,晏子完败,孔子确实比晏子高出不少。司马迁称,“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史记》第6册,中华书局,1959年,页1909)“长人”就是“大个子”。有人算过,即便按汉尺计算,孔子也在2米2以上,可谓古代的姚明。晏子就惨了,他站在孔子面前只有仰望的份儿。刘向比司马迁晚了不过几十年,关于晏子的身高,他只留下了半句话——“晏子盖短”(《晏子叙录》)。司马迁说的也不详细,只称晏子“长不满六尺”(《史记》第7册,页2135)。也按汉尺计算,晏子的身高,大约在1米4左右。总之,晏子是个矮子。楚国正是抓住晏子的这个“短”处,在其访问该国之际,即使贵为国宾,也故意给他开小门,这才引起了晏子“使狗国者,从狗门入”(《晏子春秋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页282)的外交隽语。

 

身材高矮是“自然灾害”,如此比较意思不大,如果比较治国才干就未必了。现在的人们一般认为,孔子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而晏子则是一位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记载孔子行迹的主要是《论语》与《孔子家语》,记载晏子行迹的主要是《晏子春秋》。这些著作都不是他们生前的个人著述,而是后人根据记录、回忆整理而成的。从《论语》与《家语》可知,孔子留下的主要是言论与思想。先不说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曾经遭到墨子的批评(《墨子·耕柱》),也不说韩非子将孔子的儒学视为“五蠹”之首(《韩非子·五蠹》),就史实说来,孔子的学说在其生前的确不为各国君主所接受,诚所谓“言之不行,道之不行”(《史记》第10册,页3297),孔子只得带着弟子背井离乡,周游列国,四处碰壁,“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孔子家语·在厄》),“累累如丧家之狗”(《史记》第6册,页1921),甚至孔子自己都心灰意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孔子似乎也并不怎么爱国。

 

《晏子春秋》则不然,他所记载的主要是晏子几十年的治国经历与政治实践。灵公时晏子初入仕途就不说了,他协助庄公、景公几十年,无论治国、民生、外交、战争等方面,晏子都曾践履躬行,其中有顺境、有逆境,有建言、有决策,有劝谏、有变通,有坚持、有辞职,按照孔子的说法,还有“折冲尊俎”(《晏子春秋今注今译》,页238),大体上维护了齐国的稳定,保障了基本民生,缓和了周边关系,提高了“国际”地位。正因晏子奠定的政治基础,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风云中始终保持了大国与强国地位,而孔子曾为之奋斗的鲁国,到战国初就不复存在了。由此可见,《晏子春秋》不是《论语》式的语录,而是一部晏子参政、议政、执政的全面纪录。正因如此,司马迁对晏婴表达了由衷的崇敬:“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第7册,页2137)虽然司马迁将晏子列入“列传”,把孔子纳入“世家”,也对孔子表达了“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表白,甚至称孔子为“至圣”。然而,当汉朝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为基本国策,司马迁这个被汉武帝施以宫刑、勉强保命的史官,就只剩下“保持一致”了。

 

孔子与晏子同时期活跃在齐、鲁两国的政治舞台上,自然免不了有所交集。据《管晏列传》记载,孔子35岁那年,因鲁国内乱与其国君鲁昭公先后逃亡到齐国。齐景公向孔子咨询政事,他随即搬出了最热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似乎这套理论格外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景公马上对其产生了好感,并要赐给他一块封地。晏子听说后,向景公表达了不同意见:“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累世不能殚其学,……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第6册,页1911)大意是说,这些儒者,能言善辩法律无法约束,傲慢任性不能用为臣子,实行厚葬不惜倾家荡产,游说求官却不会治理国家。他那套奢华繁琐的礼仪几代人也学不完,如用其主张改变齐国风俗,将不利于领导齐国百姓。晏子不愧为政治家,目光如炬,寥寥数语,即戳穿了孔子空洞的说教的本质。景公明白孔子的说教根本没有可行性,从而疏远了孔子。

 

晏子搅黄了孔子晋身齐国上层的好梦,孔子心中不悦,于是他就散布对晏子不利的言论,讥讽晏子辅佐三位国君,表面上是个贤人,其实是个小人。无非是看人下菜碟,擅走上层路线,而不能施惠于百姓。他的原话是这样的:“灵公污,晏子事之以整齐;庄公壮,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俭。晏子,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细人也。”(《晏子春秋今注今译》,页363)晏子听说后,登门求见孔子。晏子说,听说先生有讥讽我的话,特意来见。像我这样的人,哪能以道义来求取俸禄呢?我的宗族靠我帮助的有几百家,齐国之“间士”(闲士)靠我接济的有几百家。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做官的。像我这样的人,怎能用道义来求取俸禄呢!这些话也是对孔子四处游走,兜售治国之术,以谋取官位俸禄的一种讽刺。晏子走后,孔子对其弟子似乎说了几句真话:晏子赈济百姓而不夸耀,辅佐三位国君而不居功,的确是真君子(“救民之姓(生)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孔子与晏子这段交往另有一个版本。孔子认为,晏子辅佐齐国三位君主都很顺利,“是有三心”,从而怀疑其为人。晏子听说后不以为然,他说:我世为齐民,不自正其行,不自知其过,就不能在齐国立足。他批评孔子,“拔树削迹,不自以为辱;身穷陈蔡,不自以为约;非人不得其故”(树下讲课被人驱赶不以为耻辱,流落陈蔡饥肠辘辘不以为穷困,诽谤诋毁别人却不了解情况),如同“泽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网罟”(水边的渔民指责刀斧,山上的樵夫挑剔鱼网)一样,驴唇不对马嘴,信口开河,率尔鼓舌。晏子说,我本来对儒者还是敬重的,现在我对儒者开始怀疑了(“始吾望儒而贵之,今吾望儒而疑之”)。这些话传到孔子那里,孔子感到惭愧,他对弟子说:我对晏子的私下议论,有失客观公正,这是我的错。我听说,德过人则友其人,不及人则师其人。如今我错误指责了晏子,晏子批评我,晏子就是我的老师了。于是派其弟子宰我当面向晏子谢罪,然后亲自去拜见晏子(《晏子春秋今注今译》,页372)。

 

在晏子从政史上,最为今人称道的是“晏子使楚”,这篇古文甚至收入了中学课本。“晏子使楚”当然是晏子精彩的外交佳话。他是在楚国君臣满怀敌意或者不怀好意的氛围中访问楚国的。他顶住楚国君臣的刁难、戏弄与刻薄的外交压力,以其高超的外交智慧、娴熟的外交手腕、机智的外交辩才,挫败了楚国的敌意,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取得了出使楚国的外交胜利。有趣的是,在孔子的政治生涯中也曾有过一次类似的外交经历。这段经历似乎因为不太光辉,后人极少提及。孔子一生得意时不多,但在鲁定公时期终于出人头地,先是任中都宰,继而被提拔为司空,很快又升任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终于上演了一场“孔子使齐”。

 

当齐国得知鲁国重用孔子的情报之后,由于孔子名气较大,感到这对齐国不利,于是邀请鲁国举行两国峰会,会谈地点定在齐地夹谷。孔子陪同定公出席峰会,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摄相事”)。孔子在这一外交场合表现的非常强势,他先是对定公强调“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因此要求作为军事官员的左右司马随同出访,以防止齐国的阴谋与不测。

 

峰会期间,孔子对齐国的欢迎礼仪百般挑剔,他指责齐国演奏的第一首乐曲是所谓“夷狄之乐”,而将演职人员赶出会场。他又指责第二首乐曲是以“匹夫而营惑诸侯”,下令“有司”对演员实施刑法,滥行杀戮,这些侏儒与俳优演员顿时身首异处,血溅舞台。齐景公此时只有害怕恐惧的份儿,只好把先前占有的鲁国土地归还鲁国(《史记》第6册,页1915)。由此可见,如果孔子得势,其所实行的极有可能是铁血政治,其施政风格与晏子截然不同。一些后人论证晏子应当归于儒家,似乎没有太大意义。

 

齐鲁夹谷峰会举行于公元前500年,晏子正是在这一年去世的。至于晏子当时是否与会,史书记述不一。当代学者考证,晏子出生于公元前578年。如此算来,夹谷峰会这一年晏子已是78岁的风烛残年。至于他死在夹谷峰会之前或之后,没有看到确切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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