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手中的警棍，检察官头上的国徽，法官案前的法棰，犯人身上的镣铐，是一种标志，一种符号，代表了法律，代表了国家，它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宋江嘴里，称之为“国家法度”。

北宋时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警棍与镣铐，但有水火棍与行枷。梁山好汉中，不论出身如何，武功高低，按照出场顺序，林冲、杨志、武松、宋江、雷横、卢俊义等人都戴过行枷。无论本人蒙受了何等的冤屈，押解路上，往往都体现了对行枷的敬畏与服从（武松是个例外。在东平府到孟州途中，他是尊重行枷的。后因孟州张都监“钓鱼执法”再次锒铛入狱，使他看透了“国家法度”的本质，故而敢于扭碎行枷）。

在梁山107名好汉中，谁是宋江的“至爱亲朋”？恐怕非花荣莫属。在清风山上，花荣与宋江同生死、共患难，南征方腊凯旋，宋江被奸臣用御酒毒死，花荣竟在宋江坟前自缢身死。如此交情，何啻桃园结义！刺配江州途中，宋江被劫到梁山，花荣便道：“如何不与兄长开了枷？”对于花荣的提议，宋江是什么态度呢？“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第三十五回）真可谓恭谨肃敬、奉若神明！不仅体现了对大宋王法的高度尊重，也体现了对大宋朝廷的无限忠诚，至少占领了一块道德高地。

宋江上梁山后，将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忠”字与“文革”中泛滥一时的“忠”字涵义基本相同，即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然而，宋江在郓城县押司任上，私放劫持生辰纲的要犯，私自接受梁山贼寇的馈金，杀害“二奶”并畏罪潜逃，种种行状，却很难说明他对国家、朝廷之忠诚。

在金圣叹看来，宋江打着“国家法度”的幌子，完全是装腔作势。从梁山到江州，一副行枷，或除或戴，“国家法度”之于宋江，似有还无，丝毫不以为意。如果说在揭阳岭酒店，因为药酒所迷、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离开酒店时，项上没有了“国家法度”，为何却不置一词？特别是在揭阳镇上，宋江等人阴差阳错投宿到正在追捕他的穆弘兄弟家中，公人说，“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快乐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竟然回答：“说得是。”及至穆家兄弟追来，宋江却“自提了行枷”，慌不择路，落荒而逃。（第三十六回）此时此际，行枷似乎不再是“国家法度”，反而成了妨碍其行动自由的累赘与桎梏。行枷不正是为了惩罚犯罪而对犯人自由的一种限制么？且不说宋江在浔阳江遭遇打劫时始终未戴行枷，直到江州报到，愚笨如知府蔡九都发现了问题，“你为何枷上没了本州的封皮”？两个押送警察只好撒谎因遭春雨淋湿。对比宋江向花荣的表白，金圣叹明确指出，“宋江假。于知己兄弟面前，偏说此话，于李家店、穆家庄，偏又不然，写尽宋江丑态。”

面对至亲兄弟与陌路旁人，对于行枷，不，对于“国家法度”，宋江何以判若两人？据金圣叹统计，离开梁山，直到江州，行枷作为一个符号，押解途中曾经出现九次，而宋江每次都置“国家法度”于不顾。这说明，在他那里，“国家法度”何止是“敢于擅动”而已。金圣叹对宋江的批注，一再使用“权谋”、“权诈”的字眼，由此一例，亦可见人情之险恶，“嗟乎！以亲如花荣而尚不得宋江之真心，然则如宋江之人，又可与之一朝居乎哉！”的确，在感情最好、关系最铁的哥们儿面前，尚且装腔作势，这种人怎么可能认真地面对“国家法度”？

在熟人社会中，有一套行为规范；在生人社会中，有另一套行为规范。这不仅表明主人公的两面人格、扭曲人性，而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与丑陋的重要成分。在传统社会中，“国家法度”是统治阶级压迫与管制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悬在平民百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现代社会中，它是调整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它是公民生活中如同水与空气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期中，社会的强者仍然将“国家法度”当作管束百姓的“行枷”，并为极力维护制造和配置“行枷”的权力而抵制社会转型。而在这时，他们往往如同宋江一样对“行枷”制度采取双重态度、双重标准，对人是“国家法度”，对己则弃若敝屣。表面看，他们对于“国家法度”无限尊重与服从，就此来看，宋江就“国家法度”的装腔作势，其实是在梁山诸公面前的一次表演；实质上却对“国家法度”采用了“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