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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试不爽的嫁祸于人

 

“嫁祸于人”一语有出处,有评价。《史记·赵世家》在谈到赵、韩、秦三国关系时曾指出:“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祸于赵也。”《南史·阮孝绪传》中有:“己所不欲,岂可嫁祸于人。”可见,嫁祸于人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害人行为。

 

嫁祸于人,可以是一种行为,也可以是一类事件。实施这种行为,制造这类事件,往往具备几种要素,即实施主体、实施客体、实施手段、实施目的与实施后果。

 

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嫁祸于人的行径至少干了四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邪恶,一次比一次残忍,每一次都是以不只一个无辜者的血泪与生命为代价,而其目的却极其狭隘与卑鄙。

 

被江湖人称及时雨的宋江,在上梁山之前就丧尽天良的嫁祸于人。他在杀害阎婆惜之后,畏罪潜逃,亡命江湖,在清风山避难之际,就开始为前景不明的未来招降纳叛。秦明本是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的帝国军官、青州兵马统制,宋江为逼使秦明背叛朝廷,上山做贼,一方面设法把秦明灌醉,一方面派人身着秦明的盔甲,骑着秦明的战马,持着秦明的兵器,冒充秦明的名号,去攻打秦明任职的青州城,并在城外实施“三光”政策。蒙在鼓里的秦明,面对慕容知府的质问,有口难辩,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认的你这厮的马匹、衣甲、军器、头盔?城上众人明明地见你指拨红头子杀人放火,你如何赖得过?”宋江的卑鄙行径,不仅断送了秦明一家老小,也使青州城外几百家百姓生灵涂炭。被宋江逼得走投无路,无家可归的秦明,被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骂道:“不知是那个天不盖、地不载、该剐的贼,装做我去打了城子,坏了百姓人家房屋,杀害良民,倒结果了我一家老小,闪得我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若寻见那人时,直打碎这条狼牙棒便罢!”这个贼就是宋江。(第三十三回)

 

第二次是由黑旋风李逵执行的。美髯公朱仝执行押解任务,故意放走过失杀人的好友雷横,被刺配沧州。朱仝作为公务员,曾经怠于职守,也曾徇私枉法,但他却不会背叛朝廷。朱仝被充军沧州之后,原指望一年半载,赦免还乡,复为良民。一个幼童的出现,为朱仝带来了转机。沧州知府漂亮的小儿子,年方四岁,知府爱如珍宝。小衙内很喜欢朱仝的大胡子,知府就把孩子托付给朱仝照看。在朱仝抱着孩子观看盂兰河灯之际,宋江为使朱仝上梁山,竟然指使吴用、李逵等给朱仝设下了陷阱。一方面吴用、雷横拖住朱仝使之脱离孩子,一方面李逵将孩子抱走残忍杀害。本来朱仝深受知府信任,也为将来的减罪、开释创造了条件。孩子是知府的心头肉、掌中宝。孩子的惨死,朱仝无论如何也无法向知府交待,这不仅使朱仝在沧州失去了立足之地,也使他的良心受到强烈谴责。梁山众人为了达到一己或小团体的狭隘私利,不惜毁灭他人的性命,甚至连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李逵抱走这个可爱的小男孩,竟然用大斧将其脑袋一劈两半。以如此残忍恶毒的手段嫁祸于人,对朱仝栽赃陷害,竟然是为了兄弟聚义。(第五十回)

 

第三次是由浪里白条张顺执行的。宋江在大名府战役中身患重病,安排张顺赴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去请神医安道全。妓女李巧奴对安道全外出行医扯后腿。张顺为使安道全尽快成行,竟然乘夜色把李巧奴及虔婆、使女在内残忍杀害,甚至在现场用鲜血题壁:“杀人者,安道全也!”如此嫁祸于人,真是丧心病狂,明目张胆!张顺当面恐吓安道全:“只有两条路,从你行。若是声张起来,我自走了,哥哥却用去偿命;若还你要没事,家中取了药囊,连夜径上梁山泊,救我哥哥。这两件随你行。”(第六十四回)张顺请安道全此行,是为救宋江一命;李巧奴不愿安道全此行,竟然丢了四条命。在张顺看来,只有梁山泊人的生命是生命,其他人的生命不过是牺牲。如此凶残、邪恶的兄弟,竟然理直气壮!

 

第四次是由军师吴用直接操作的。宋江等人为扭转梁山草寇的社会声望,改善梁山草寇的人员结构,下决心把人称“河北三绝”的玉麒麟卢俊义“拽”上梁山。从社会地位到思想基础,卢俊义都不可能落草为寇,吴用煞费心机策划了嫁祸于人的毒计。他扮作算卦先生,来到卢员外家中,不仅预设了活捉卢俊义的圈套,而且在其墙上留下一首藏头反诗:“芦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每句首字暗含了“卢俊义反”四字,成为卢俊义日后迭遭厄运的重要原因。坚决不肯从贼的卢俊义,从梁山返回北京,又堕入吴用欲擒故纵的道道陷阱:纵放卢俊义管家李固,使其到官府首告;纵放卢俊义单独下山,致其受尽皮肉之苦。只因吴用的嫁祸于人,养尊处优、威名远扬的卢俊义,家庭解体,身陷囹圄,一代豪杰九死一生。梁山为达到此番嫁祸于人的卑劣目的,倾巢出动,围困北京。城破之日,如同日本军队南京屠城,竟然发生了北京大屠杀,及至刽子手蔡福劝阻,已经导致北京百姓死伤大半。(第六十回)

 

梁山草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嫁祸于人这种卑劣伎俩重复运用,而且屡试不爽。在其嫁祸于人的过程中,这些匪类竟然面不改色心不跳,没有任何恻隐之念,没有任何悲悯情怀,没有任何不忍之心,没有对于生命的些微尊重。李逵在沧州残暴地砍死一名幼小的孩童,张顺在建康残杀了李巧奴等四条生命,宋江在青州使上千民众死于非命,吴用在北京使数万百姓葬身战火。这样一群大盗、悍匪,尽管标榜什么“劫富济贫”,宣称什么“替天行道”,一群唯有兽性而无人性的匪类,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具有任何进步意义。他们所造成的唯有暴力、杀戮、鲜血、死亡与灾难。如果人们对宋江等人仍然禁锢在传统的“农民起义”的定位上,那么,这无疑对人类良知、人性与生命的蔑视与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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