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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从政也湿鞋

 

上梁山前的武松,以打虎景阳岗、斗杀西门庆、大闹十字坡、醉打蒋门神、大战飞云浦、血溅鸳鸯楼而闻名,至于武松从政与否、从政如何,似乎只是笑谈,向来无人留意。不过,武松的确有过两段从政经历,只是由于前述情节的惊天动地、光彩照人,武松的从政往往被遮蔽。然而,考察武松这两段经历有其必要,这是了解武松其人甚至是了解梁山造反不可缺少的细节。

 

武松的光辉事迹,无非一个字——打,打虎或打人。景阳岗打虎属于与天奋斗的特例,而从与人奋斗的案例看,他打的一类是恶霸强徒(如西门庆与蒋门神),一类是贪官污吏(如张都监与张团练)。由此来看,武松属于嫉恶如仇,刚直公道的一类人。这种人品如果从政,一般人会认为,也许会为污浊的官场带来一股清新之气。由此推断,在梁山百八人中,被金圣叹视为“天人”的武松,即使进入官场,也应当有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反贪或不贪。然而,武松的表现却让人们失望了。下面,我们看看武松这两段不太为人所知的从政经历。

 

武松在景阳岗打虎之后,阳谷知县一见武松英勇魁梧,“忠厚仁德”,即任命武松为阳谷县步兵都头。由此可见,武松进入公务员行列,带有极大的偶然性,既未经考试,又未经考察,只需知县大人的一句话而已。(第二十三回)武松在阳谷县,与哥哥武大郎意外重逢,手足之情,同胞之爱,无以言表,除了拒绝了嫂子潘金莲的挑逗之外,毕竟家中事务,杯水微澜。至于他在都头任内工作如何,书中未表,只是特意叙述了知县大人派遣武松去首都东京出了一趟公差。

 

有句老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知县不比知府,且只任职两年,虽说“赚了好些金银”,毕竟不足十万之数。在等级授职制的体制下,如同所有的地方官一样,这位县太爷先不说创造了多少GDP,他在阳谷县的椅子尚未坐热,就琢磨着“谋个升转”。武松这趟公干,就是为了知县的提拔升迁,将知县搜刮的金银送到东京行贿送礼而已。(第二十四回)由此可见,这趟公差只是为知县跑官的一趟“跑步前进”,不仅与步兵都头的职责毫无关系,倒与杨志押运生辰纲给蔡太师祝寿同一性质,只不过梁中书巨额财富,树大招风,招致了晁盖等人的抢劫;而阳谷知县官微职卑,行事低调,一路顺风而已。在押运礼物上,武松与杨志的办事能力,没有多少可比性,但就性质而言,他们二人都一样,扮演的都是官府的奴才、家丁、保安、保镖甚至鹰犬的角色。不要以为武松有着多么强烈的反贪精神,既入官场,而为上司所赏识,庆幸、感谢尚且不及,何来反对?且看武松对知县的表态:“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故?”可见一斑。

 

如果说武松任阳谷县都头期间,不过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从而间接促进了贪腐事业的发展,那么,他在孟州张都监幕府的行为就更加可议。武松在孟州牢城服刑期间,帮助监狱长之子施恩打败蒋门神,夺回快活林,很意外地被孟州都监张蒙方召见。官场如同宇宙间的“黑洞”,具有无法想像的“吸引力”,张蒙方几句好话,武松浑身稣软,顿时拜倒在地,连连称谢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镫,服侍恩相。”(第三十回)武松根本想像不到官场的黑暗与险恶,而他进入都监府竟是预设的圈套与陷阱。武松在都监府,频繁出入酒场,自由穿堂入户,都监大人又是为其做秋装,又是为其当媒人,武松感恩戴德,恨不得肝脑涂地。正因如此,武松才会完全丧失戒心,死心踏地充当张蒙方的亲随与梯己。

 

官场中有一死不改悔的陋习,欲请阎王允肯,先行买通小鬼。武松作为都监大人的“身边工作人员”,如同形影不离的秘书与保镖,成为各级官员竞相攀附与巴结的对象,而且的确有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武松对都监相公说了,无有不依”,这就更加增强了武松在群僚中的威望与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官场通例,“外人俱送些金银、财帛、段疋……等件”,就一点也不意外了。所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就是这个道理。武松是个单身,又无家室,只好“买个柳藤箱子,把这送的东西都锁在里面,……”此时的武松,与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河北省委原书记程伟高的秘书李真,哪里还有区别?

 

有人说,官场是一个巨大的搅肉机。不管睿智精英,还是清纯少年,只要进入这个搅肉机,只要经过官场模式的粗加工,所有的“产品”都是一个熊样,对上唯唯诺诺,对下趾高气扬,丧失独立精神,只会钻营谋私。有人说,官场具有强力的腐蚀性,在它面前,没有谁是“特殊材料”能够“拒腐蚀,永不沾”。武松作为一个打虎英雄,作为一个打黑斗士,而且上应天伤星,短短的、“搭建”的、临时的官场生涯,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于官场应酬,收受贿赂的幕僚与掮客,可悲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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