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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描写了诸多义结金兰、情投意合的异姓朋友,比如鲁智深与林冲、武松与施恩、朱仝与雷横。我以为,最值得肯定的是鲁、林之友情,这是一种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惩恶扬善、两肋插刀式的真正的朋友之道。武松之于施恩就差了层次,几乎可以视为拿人好处,替人消灾,是非不分,沆瀣一气的黑社会帮凶。请参看拙文《醉打蒋门神何来英雄?》

 

鲁、林友情的发展,主要是在二人失去官方身份,林冲运交华盖之后。武、施之交则是罪犯与狱头的相互利用,此时的武松只是唯有拳头可资一用的在押犯人。朱仝、雷横就不同了,二人都是政府官员,同在本县司法或治安系统供职。政府公职人员之间并非只有冷冰冰的国法,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存在真诚的情感与友谊。《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在汉末三分之际,纵横捭阖,驰骋天下,不仅维系了桃园情谊,而且成就了蜀汉事业,就是一例。只不过在施耐庵的笔下,在《水浒传》的世界,北宋末年的各级官员都已经腐化或黑化,其施政行为几乎看不到对大宋朝廷的忠诚,看不到对政府权力的敬畏,更看不到对黎民百姓的怜悯,反之,鱼肉百姓,相互倾轧,徇私枉法,私相授受等腐蚀王权、危害社会、祸害百姓的行径层出不穷。

 

朱仝与雷横,朋友多年,感情真诚。雷横因为一个“孝”字打死了知县的二奶白秀英,由朱仝押解济州。押解途中,朱仝因为一个“义”字,擅自开释了杀人凶犯雷横。(第五十回)朱仝为朋友甘当刑责,甘受重罚,可谓义薄云天。朱仝私放雷横,较之陆谦对林冲的卖友求荣,落井下石,判若云泥,形同霄壤。朱、雷二人的行为似乎都闪烁着人性的亮光。作为司法人员的雷横,所以背上故意杀人的命案,因其以孝代替了国法;作为司法人员的朱仝,所以纵凶逃逸刺配沧州,因其以义代替了国法。二人都是政府公职人员,都是司法治安干部,他们不可能不懂得朝廷法律与哥们义气,国家律令与朋友感情的区别与联系。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罔顾法律,知法犯法,以兄弟代替国法,以义气凌替法律。

 

(雷横剧照)

或者有人说,朱仝、雷横在交友之道上确有令人钦佩之处,平生有如此一位挚友足矣。东京城里的陆虞侯自然不能相提并论,800年后的“文 革”中,又有多少脚下使绊,暗中告密的至爱亲朋?正是鉴于今天朱仝、雷横之类朋友的严重稀缺,才有人常常发出世风浇漓,人心不古的无奈叹息。传统社会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人多一堵墙”,这是历经磨难,受尽坎坷的国人们总结的处世经验。尽管至今仍然有人坚持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阶级斗争的工具,但在政治发展与社会治理中,为了统治的秩序,为了社会的运行,为了民众的安宁,法律与伦理(道德)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两翼,法律与伦理(道德)当然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伦理(道德)具有亲近、柔性、温情的人性特点,法律则具有疏离、刚性、冰冷的制度特点。正是这种冷与热,刚与柔,硬与软的社会规则的结合,才能保证社会结构更加稳定,更有秩序,更有生命力。

 

在《水浒传》中,你可以说黄文炳之于蔡九知府,是趋附与媚上的关系,其间没有什么推心置腹的真诚与友谊,然而,他们对于宋江事件的处理,至少有利于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维护朝廷与社会的正常秩序。(第三十八回)你也可以说何涛与何清,亲兄弟之间近乎相互利用,缺乏打断胳膊连着筋的手足之情,然而,何涛毕竟是为了本职工作、身家性命而尽心尽责。(第十七回)从赵宋朝廷的角度看问题,与蔡九、何涛同为朝廷官员,朱仝与雷横固然情同手足,情深义重,然而,他们的行为却往往危害着朝廷统治与社会治理,远远不如何涛与何清、黄文炳与蔡九知府对国家社会更负责任。如同明知酒驾违法反劝酒后驾车一样,义气较之国法,往往显得狭隘与短视。建立在义气之上的事业与规划,往往不以其道,行之不远。张飞为给二哥报仇致有断首之难;刘备为给二弟雪恨遂有彝陵之败。到头来,诸葛亮苦心经营的三分定鼎,徐图中原的蓝图终于付之东流。

 

朱仝与雷横在郓城县这个堑壕里多年从事治安与维稳,在他们的从政生涯中,或者私相买放,或者徇私枉法,似乎从未切实履行过治安职责。在一个不算长的时间内,郓城县不断发生重特大案件,就是极好的证明。反之,因为亲朋故旧、圈子成员遇难或遇险往往不计后果地出手相助,这种罔顾国法的义气与友情,并不足取。郓城县的大案发生之后,他们是如何处置的呢?生辰纲被劫是一起惊官动府、上可通天的大案要案,嫌犯都是郓城人。何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掌握了线索,朱仝、雷横却只为朋友私情、哥们私谊,在官方预有准备,部署严密的情况下,竟然一前一后,一粗一细,一隐一显,暗中配合,放虎归山,让晁盖等人在眼皮之下脱逃,精心部署的抓捕行动功亏一篑。郓城县押司宋江杀死情妇阎婆惜,对于发生在本县的这一重大人命案件,朱、雷二人故伎重演,明知宋江藏在家中地窖之内,朱仝不仅不立即抓捕,反而为宋江如何逃亡出谋划策,不仅不执行县里的统一部署,反而受宋江之托,行贿送礼,上下打点,买通关节,大事化小。的确,国法与义气如何掌握好分际,是一个关乎人性的难题。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说来容易,行之甚难,不然也就不会出现雷横因孝、朱仝为义而导致的官司与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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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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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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