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盖等人劫持生辰纲案发，为逃避官方追捕，逃进了梁山泊芦苇荡。济州府缉捕何涛率兵深入险地，兵戈未动，先闻歌声：

打鱼一世蓼儿洼，

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

忠心报答赵官家！

（阮小五）

老爷生长石碣村，

禀性生来要杀人。

先斩何涛巡检首，

京师献与赵王君！

（阮小七）

这两首歌，无论是广义的“酷吏赃官都杀尽”，还是狭义的“先斩何涛巡检首”，都反映了阮氏兄弟乃至后来的梁山泊只反贪官的主题。金圣叹在第一首后批注：“以杀尽赃酷为报答国家，真能报答国家者也。”在第二首后批注：“斩赃酷首级以献其君，真能献其君矣”。由此可见，金圣叹显然是赞成只反贪官这样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

且不说阮氏兄弟是否具有辨识贪官的特异功能，至少从字面看这两首歌包含着一种逻辑，阮氏兄弟的反贪官的反贪行为就具有了天然的正当性。阮氏兄弟的说法，如果不是拉大旗作虎皮，那就是招摇撞骗了。在落日余辉下的北宋末年，蔡京本是“宣和六贼”之首，能够在政坛上四起四落，主要因素在于“赵官家”的重用。另一个奸臣高俅，即使在小说中，也是由“赵王君”一手打造的。私通强盗、枉法纵放晁盖等人的郓城县押司宋江上梁山后，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天者，天子也；道者，公道也。“替天行道”，先不说宋江、朱仝、雷横等人上梁山之前原本就是贪官污吏，这些人在山前就贪赃枉法，他们投降后怎么可能会“替天行道”？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贪污横行、贫富悬殊，也正是皇上的治绩。呼延灼、关胜、童贯、高俅数次兴兵征讨都是奉旨行事，不过，他们征讨的不是贪官污吏，而是朝廷反贼。

民间与朝廷，在反贪问题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统治集团内部，又是如何看待反贪的呢？从网上看到一段“纪事本末”，这是北周开国之君宇文泰与大臣苏绰二人的答问录，姑且称之为“北周对”罢。材料珍贵，择要录之。

宇文泰问曰：“国何以立？”

苏绰曰：“具官。”

问：“何为具官？”

曰：“用贪官，反贪官。”

问：“既是贪官，如何能用？”

曰：“为臣者，以忠为大。臣忠则君安。然，臣无利则臣不忠。”“君授权与之官，使官以权谋利，官必喜。”

问：“善。虽官得其利，然寡人所得何在？”

曰：“官之利，乃君权所授，权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是以官必忠。官忠则江山万世可期。”

问曰：“既用贪官，又罢贪官，何故？”……

苏绰大笑：“天下无不贪之官。贪，何所惧？所惧者不忠也。凡不忠者，必为异己，以罢贪官之名，排除异己，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此其一。其二，官若贪，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官愈恐则愈忠，是以罢弃贪官，乃驭官之术也。……是以必用又必弃之也。倘若国中皆清廉之官，民必喜，则君必危矣。”

问：“何故？”

曰：“清官以清廉为恃，直言强项，犯上非忠，君以何名罢弃之？罢弃清官，则民不喜，不喜则生怨，生怨则国危，是以清官不可用也。”……

问曰：“所用者皆为贪官，民怨沸腾，何如？”……

苏绰笑曰：“下旨斥之可也。一而再，再而三，斥其贪婪，恨其无状，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贪官之过也，如此则民怨可消。”

又问：“果有大贪，且民怨愤极者，何如？”

曰：“杀之可也。抄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收贿财，又何乐而不为？要而言之：用贪官，以结其忠；罢贪官，以排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官用。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

这则“史料”，我极为认真地查阅过《资治通鉴》与《北史》，也曾百度搜索，除了这段浅白的文言网文，均查无结果。遣词用语有失规范，人物称谓不伦不类，显然不是司马光与李延寿的手笔，我想，这大概属于“太史公曰”与“臣光曰”之类。即使“太史公曰”、“臣光曰”，也是以史为据的，而这则“史料”，可能只是“虚拟世界”的杰作。应当指出的是，这篇网文对于权力与贪官关系的剖析，其鞭辟入里，其入木三分，胜过洋洋万言的学术论文，不亚卷帙浩繁的官场小说。明乎此，就会懂得，在前民主时代，无论是专制政体，还是威权政体，由于权力的私有性质，在权力集团内部，他们其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为了维持既得的权力与利益，他们往往不自觉地将阮氏兄弟之类的反腐要求视为外来威胁，甚至为了对付这种反腐要求，不惟需要掩盖蔡京、高俅的肘腋之疾，更要树立皇上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