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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泥岗案发之后

   题图的黄泥岗,位于河南省南乐县城以北的五花营村西。据说就是当年晁盖等人劫持生辰纲的旧址。2014年春,笔者亲临考察,感到此地无论如何都不像当年那个强人出没的荒野之地

梁中书孝敬其岳父蔡太师的生日礼物——生辰纲——十万贯金珠宝贝,在黄泥岗被劫持。鉴于黄泥岗在济州府(今山东巨野)辖区,北京大名府向其发出协查通报,当朝太师蔡京也从东京下达了破案指令,并派专人驻点立等。案情重大,十万火急。

 

济州府尹接报,惶恐不安,急招缉捕使臣何涛限期破案。被府尹在脸颊预刺“迭配×州”字样的何涛,不堪政治压力,终日焦急郁闷,忽从其弟何清处获得一条线索——首犯系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晁盖。何涛得知消息后,从向府尹汇报,到抓捕从犯白日鼠白胜,从审讯白胜获得口供,到带人到郓城县抓人,这一连串动作,参与人员,控制严格;行动时机,恰到好处;行动措施,果断周密。短短一段情节,金圣叹就作了“机密之至”的批注达十处之多。这说明,何涛在北宋的政法队伍中,并非庸碌之辈。然而,在接下来的情节中,就暴露出在当时的政府机构中,存在着极其重大的组织隐患。

 

在朝廷的主流价值中,赵宋王朝的利益是国家最高利益,包括郓城县在内的地方政府则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要保证宋室江山的万世基业,根本威胁不在晁盖等人这类的盗匪,而在政权内部存在的各类蛀虫,“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他们才是朝廷的真正敌人,才是动摇国家基石的“不稳定因素”。在此案前期,尽管何涛的措施“机密之至”,及至到郓城抓人,却因走漏风声而功亏一篑。“机密之至”何以“走漏风声”?根本原因在于官府内部出现了蛀虫。“机密之至”而“百密一疏”,何涛作梦也想不到,宋江作为知县相公身边的书案文吏,竟然与匪贼私通,本来十拿九稳的抓捕行动,结果功败垂成。

 

宋江剧照

宋江是郓城县押司,虽为小吏,毕竟是政府公务人员,无论他负责案卷还是文牍,他的首要职责就是忠于职责,从大处说,应当为朝廷尽忠;从小处说,应当为县务尽责。金圣叹指出:“从来人之读《水浒》者,每每过许宋江忠义,如欲旦暮遇之。此岂其人性喜与贼为徒?”的确,在小说中,宋江这个一再被捧为“忠义”的人物,当他从何涛处听得晁盖等人出事之后,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对朝廷事业之“忠”,而是对“心腹兄弟”之“义”。他作为县衙吏员,当然知道此案关系重大,也知道晁盖等人犯的是“迷天大罪”,他在第一时间得知消息,竟第一时间向晁盖通风报信。他以“家务”为借口,真将“公务”当成“家务”,稳住何涛,快马加鞭,奔赴东溪村。何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为顺利完成抓捕任务而与之会商的这位宋押司,竟然是盗匪的“内应”、罪犯的“内线”。然而,在县衙之上,宋江仍然冠冕堂皇地为知县出谋划策,并为实施抓捕提出更为周密、更为可靠的方案,而其实际上是为晁盖等人留出了更多的脱逃时间。就是这样一个“身在官府心在盗”的宋押司,小说作者竟然赞道:“有仁有义宋公明,交结豪强秉志诚。一旦阴谋皆外泄,六人星火夜逃生”。

 

这次抓捕行动的失败,宋江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其实,即使没有宋江的通风报信,何涛等人的抓捕任务也不可能顺利完成。在抓捕队伍中,郓城县的两位都头——即负责郓城社会治安的两位负责人——朱仝、雷横,也与首犯晁盖私相交通。人们常说猫鼠同眠,蛇鼠一窝,警匪一家,这些现象在郓城县得到了充分体现。官兵已经包围晁盖庄园,晁盖尚未及时脱身,就在上级官员何观察的眼皮底下,朱、雷二人竟然各怀鬼胎地在现场进行了一场谁能更好地为晁盖逃跑提供方便的比赛。“朱仝有心要放晁盖,故意赚雷横打前门。这雷横亦有心要救晁盖,以此争先要打后门。”于是故意大惊小怪,声东击西,故意打草惊蛇,催促晁盖快跑。在朱、雷二人的密切配合下,晁盖逃走时,甚至小说作者施耐庵都提示说“如防送的相似”。在这一情节之下,施耐庵提供了一段诗证:“捕盗如何与盗通,只因仁义动其衷。都头已自开生路,观察焉能建大功”。在作者笔下,不仅宋江有仁有义,朱仝、雷横同样有仁有义。然而,他们的仁义都是施之于强盗,施之于罪犯,对于他们理应效忠的朝廷,对于他们正在供职的官府,对于他们直接负责的治安,剩下的只有失职与渎职。施耐庵说的对极了,在“都头已自开生路”的情况下,“观察焉能建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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