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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末路

——马克思与近代中国之二

 

年轻时记忆力好,一些小学课文至今印象清晰,课本里的金田起义、洪秀全、李秀成,都与太平天国有关。投笔从戎后在松花江边二台子机场花了津贴费的六分之一(0.9元)买到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中对太平天国是这样评价的:“太平革命是农民阶级反对封建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号召。”(看来把口号与纲领等同实际行动的定势,从那时就形成了——笔者注)“太平革命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大事件,与五四运动同为一百年来历史上两大转变时代的标志,它的光荣成就永不会磨灭,它的伟大精神也永远在继续和发展。”(《中国近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55年,页151)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全国自学高考的热潮中,我曾给军区政治部的同学们整理中国近代史复习提纲,当时使用的教材也是基于范文澜那本《中国近代史》。

好象在一本外国作品中读到这样的话:“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一九八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页37)我1973年买到的那本《中国近代史》,已是该书的第九版。这本近代史贯串的“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十大事件”,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一条公理、一道公式、一个模式。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没人敢怀疑,这本书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确,据我的粗略统计,在该书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中,有四处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不过,这些引述都不完整,有的干脆就是只言片语。后来才知道,这本已经跟随我40多年、书脊已经开裂的史书,其实是奉旨修史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党思想解放的高潮中,其中贯穿的历史观和历史方法也曾受到质疑与批评。然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政治上被否定,清算由此产生的学术结论并非旦夕之功。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的进步并不仅仅体现于经济的发展。由于网络的发达,国门的开放,各种信息涌流,与前改革开放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了一些不同时期、不同人士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描述或评价。1990年代,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以历史随笔的形式,对太平天国作了系列评论。这些评论对于人为美化、主观拔高太平天国历史地位与作用的史实与论点,进行了全新的、颠覆性的解说。这些文章在国内多家报纸连载,客观上产生了拨乱反正的效果。这些随笔后来由天津一家出版社结集成书——《太平杂记》。

 

此外,一些颇为严谨的学术著作也陆续引进或出版。我国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郭廷以教授曾对太平天国作出如下结论:“太平天国直是一个低极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白骨,满地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以富庶著称的长江下游各省,受祸尤烈,几于无地不焚,无户不虏,死亡殆尽。幸存者亦均面无人色,呻吟垂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浩劫惨剧。”(《近代中国的变局》,台北联经,民国76年,页124)这一结论并非孤立的存在,它是以一部专著作为学术基础的。的确,对于习惯了范文澜的历史论述与结论的大陆学者来说,这些看法有些惊世骇俗、离经叛道。而这对于一些以原有史观、原有结论、原有教材为饭碗的史学人士来说,更是不可接受的。然而,这些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论述,竟然与马克思的看法更为接近。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卡尔·马克思一直关注着中英关系与中英战争。1862年7月7日,马克思在《新闻报》上发表评论,他在文中引用了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的信件内容,夏福礼写道,“宁波落入革命太平军之手已经三个月了。这里同这些强盗们(指太平军)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太平军的这种观点,同传说太平军将‘解放中国’,‘复兴中国’,‘拯救人民’和‘推行基督教’的英国传教士们的幻想实在不相符合。10年来他们的喧嚣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页546)这段史实显然让官方的史学界无法接受。1997年,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出面,对信件作者加了一条注释:“信中对太平军的描述和议论,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偏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164)

 

不过,这个编译局却不敢对马克思加上这样的头衔,马克思在这篇题为《中国记事》的评论中,甚至在引用夏福礼信件之前就作出明确论断,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五卷,页545)在马克思的笔下,太平军比他们反对的“老统治者”——满清王朝——“还要厉害”、还要专制、还要腐败,他们仅仅是以“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对比相关多种著作,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其行止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比满清王朝更加荒淫腐朽的,毁灭文化、毁灭人伦、毁灭生命的,既未反侵略、也未反封建,只以反清相号召的社会逆流。马克思毫不客气地把太平军称作“灾星”,“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同上书,页548)正是由于这个“魔鬼”在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下游肆虐十余年,不仅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也严重削弱了清政府对抗外来侵略、恢复国内经济的能力,客观上给英法联军对我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提供了可乘之机。清朝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不仅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了扩大通商的不平等条约,沙皇俄国甚至趁火打劫侵占了我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丧失大片国土,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太平天国革命”部分,引用了马克思关于欧洲大陆1848年革命一开始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页87);引用了马克思关于“历史之所以需要麻醉中国人民,为的是要把他们从历来的愚昧状态中唤醒起来”(页94);引用了恩格斯关于“一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在当时,都要带上宗教的外衣,而且首先必然要反对教会(天主教会)”(页120);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在每一社会中,妇女解放底程度,是一般解放底天然尺度。”(页129)然而,书中所引用的这几条论述都与太平天国革命没有直接关系,作者反而对马克思直接论述太平天国革命的《中国记事》视而不见,置若罔闻。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利用。

 

谈论太平天国,不能不谈论曾国藩。按照传统的史学观点,曾国藩正是剿灭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是太平军最凶恶的敌人。正因如此,曾国藩一直被清政府视为“中兴名臣”。“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范文澜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不能不对曾国藩表达立场。他在《中国近代史》“九版说明”中指出,他曾就“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写过一部专著。他指出,“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然而,他在根据毛 泽 东的指示撰写《中国近代史》时,可能根本不知道毛 泽 东年轻时对于曾国藩的评价。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编辑组提供的资料,1917年8月23日,毛 泽 东致信黎锦熙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指太平天国两个头面人物洪秀全、杨秀清)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彼之完满乎?”(《毛 泽 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页85)24岁的毛 泽 东,在近代人物中,独服(佩服、折服、信服——笔者注)曾国藩,他所服的正是曾国藩成功镇压太平天国的政治实践与军事行动。那么,在对曾国藩的评价上,是范文澜不了解毛 泽 东对曾国藩的评价,还是毛 泽 东后来转变了看法?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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