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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物流公司”

 

这个标题是我杜撰的,所谓“两京物流公司”,实指大名府梁中书设立的从北京往东京押运生辰纲的工作班子。北宋时的北京,即今之河北南端的大名县;北宋首都东京,即今之河南开封市。在地图上,论直线距离不过200公里,一马平川,即使推车挑担,也不会走上一个月,至于途中还要经过什么“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小说家言,姑妄听之。

 

梁中书任职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是个有实权的地方官。他成为一方统帅,并非凭其德能,只因其岳父蔡京乃当朝太师。为报答老泰山提携之恩,蔡京生日之际,他专门备了一份厚礼——生辰纲。为保证进京送礼之任务顺利完成,梁中书专门组建了一个相当于“两京物流公司”的工作机构。

 

梁中书事先的考虑和准备,应当说还是周到和充分的,那么,何以押运任务最终失败了呢?

 

关于“经营目标”。金圣叹在谈到生辰纲时说,“夫十万金珠,重物也,不惟大名百姓之髓脑竭,并中书相公之心血竭矣。”金圣叹分析,蔡京“虽富贵双极,然见此十万,必嚇然心动;太师嚇然入神,而中书之宠,固于磐石,……”可见,保证生辰纲顺利抵达东京,此事之于梁中书,可谓前途所系,命运相关。

 

关于人事遴选。梁中书将杨志作为这个官办“公司”的CEO,可谓慧眼识珠。“士为知己者死”。杨志由东京到北京,系戴罪而来,却不期受到提拔与重用。此人非但武功高强,而且处事谨慎。从交待任务时杨志的两个“去不得”三个“去得”,此人心思之缜密,可见一斑。因此,杨志具有足够的完成任务的忠诚与能力。

 

关于权力结构。受领任务之初,杨志是委了领状(类似军令状)的,这意味着押运之成败,“干系都在他身上”,因此,这家12人的“物流公司”,应当由其全权负责。岂知梁中书却剥夺了杨志的“组阁权”,并安排谢都管与两个虞候进入“公司”高管。金圣叹先生也不解地说:“梁中书以道路多故,人才复难,于是致详致慎,独简杨志而畀之以十万之任,谓之知人,洵无忝矣,即又如之何而必副之以一都管与两虞候乎?”

 

在管理学上,政出多门,权力交叉,是一大忌。不要小看了这个谢都管,“他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师府门下奶公”,上靠太师,下联夫人,从梁中书夤缘岳父加之“妻管严”的性格,此人的加入,对于杨志牵制极大。两个虞候虽属下级军官,但与老都管一起,却构成了三比一的决定多数。对此格局,杨志面露难色是肯定的,虽然行前梁中书明确交待:“我叫他三个都听你提调便了。”并指示老都管:“你三人和他做伴去,……都要听他言语,不可和他别拗。”然而,这样的交待,不过都是“人情话儿”,一到途中,就注定了指挥不灵,上下别拗的局面。在路上,老奸巨滑的谢都管,要么纵容部下,收买人心,要么摆老资格,公开使绊。两个虞候也不冷不热地起到了干扰指挥,影响决策,消解权威的负面作用。这就决定了这次押运任务只能失败的必然命运。

 

杨志既已委了领状,又派谢都管等人“监军”,内中情由,十分矛盾。梁中书似乎明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做出如此安排也显得隐讳婉转,这透露出他在内心深处对杨志的担心与提防。金圣叹对梁中书的心理是这样分析的,杨志“本单寒之士,今见此十万,必嚇然心动,杨志嚇然心动,而生辰十担,险于蕉鹿,夫是故以一都管、两虞候为监,凡以防其心之忽一动也。”由此可见,这三人加入押运班子,并非治理结构不健全,而是由于权力之手从一开始就破坏了这个“公司”的运转规范。然而,这一举措在削弱杨志管理权威的同时,也打乱了“公司”的治理机制。在任务繁重、时间紧迫、路途遥远、贼情复杂的情况下,令而不行,禁而不止,终于在黄泥岗遭劫。金圣叹指出:“独心所运,不难于造五凤楼曾无黍米之失;聚族而谋,未见其能筑室有成者也。”这并非主张专制反对民主,他所强调的其实是管理学的一般原理,甚至恩格斯对权威的重要性也曾专文论及。

 

前些年,在国有企业改革时曾经出现过“中心”、“核心”的争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又出现了“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异议。这些不过是违反管理原则的当代例子。生辰纲被劫的责任怎么算呢?金圣叹指出:“故我谓生辰纲之失,非晁盖八人之罪,亦非十一禁军之罪,亦并非一都管、两虞候之罪,而实皆梁中书之罪也,又奚议焉?”一语切中肯綮,可谓持平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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