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是我杜撰的，所谓“两京物流公司”，实指大名府梁中书设立的从北京往东京押运生辰纲的工作班子。北宋时的北京，即今之河北南端的大名县；北宋首都东京，即今之河南开封市。在地图上，论直线距离不过200公里，一马平川，即使推车挑担，也不会走上一个月，至于途中还要经过什么“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小说家言，姑妄听之。

梁中书任职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是个有实权的地方官。他成为一方统帅，并非凭其德能，只因其岳父蔡京乃当朝太师。为报答老泰山提携之恩，蔡京生日之际，他专门备了一份厚礼——生辰纲。为保证进京送礼之任务顺利完成，梁中书专门组建了一个相当于“两京物流公司”的工作机构。

梁中书事先的考虑和准备，应当说还是周到和充分的，那么，何以押运任务最终失败了呢？

关于“经营目标”。金圣叹在谈到生辰纲时说，“夫十万金珠，重物也，不惟大名百姓之髓脑竭，并中书相公之心血竭矣。”金圣叹分析，蔡京“虽富贵双极，然见此十万，必嚇然心动；太师嚇然入神，而中书之宠，固于磐石，……”可见，保证生辰纲顺利抵达东京，此事之于梁中书，可谓前途所系，命运相关。

关于人事遴选。梁中书将杨志作为这个官办“公司”的CEO，可谓慧眼识珠。“士为知己者死”。杨志由东京到北京，系戴罪而来，却不期受到提拔与重用。此人非但武功高强，而且处事谨慎。从交待任务时杨志的两个“去不得”三个“去得”，此人心思之缜密，可见一斑。因此，杨志具有足够的完成任务的忠诚与能力。

关于权力结构。受领任务之初，杨志是委了领状（类似军令状）的，这意味着押运之成败，“干系都在他身上”，因此，这家12人的“物流公司”，应当由其全权负责。岂知梁中书却剥夺了杨志的“组阁权”，并安排谢都管与两个虞候进入“公司”高管。金圣叹先生也不解地说：“梁中书以道路多故，人才复难，于是致详致慎，独简杨志而畀之以十万之任，谓之知人，洵无忝矣，即又如之何而必副之以一都管与两虞候乎？”

在管理学上，政出多门，权力交叉，是一大忌。不要小看了这个谢都管，“他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师府门下奶公”，上靠太师，下联夫人，从梁中书夤缘岳父加之“妻管严”的性格，此人的加入，对于杨志牵制极大。两个虞候虽属下级军官，但与老都管一起，却构成了三比一的决定多数。对此格局，杨志面露难色是肯定的，虽然行前梁中书明确交待：“我叫他三个都听你提调便了。”并指示老都管：“你三人和他做伴去，……都要听他言语，不可和他别拗。”然而，这样的交待，不过都是“人情话儿”，一到途中，就注定了指挥不灵，上下别拗的局面。在路上，老奸巨滑的谢都管，要么纵容部下，收买人心，要么摆老资格，公开使绊。两个虞候也不冷不热地起到了干扰指挥，影响决策，消解权威的负面作用。这就决定了这次押运任务只能失败的必然命运。

杨志既已委了领状，又派谢都管等人“监军”，内中情由，十分矛盾。梁中书似乎明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做出如此安排也显得隐讳婉转，这透露出他在内心深处对杨志的担心与提防。金圣叹对梁中书的心理是这样分析的，杨志“本单寒之士，今见此十万，必嚇然心动，杨志嚇然心动，而生辰十担，险于蕉鹿，夫是故以一都管、两虞候为监，凡以防其心之忽一动也。”由此可见，这三人加入押运班子，并非治理结构不健全，而是由于权力之手从一开始就破坏了这个“公司”的运转规范。然而，这一举措在削弱杨志管理权威的同时，也打乱了“公司”的治理机制。在任务繁重、时间紧迫、路途遥远、贼情复杂的情况下，令而不行，禁而不止，终于在黄泥岗遭劫。金圣叹指出：“独心所运，不难于造五凤楼曾无黍米之失；聚族而谋，未见其能筑室有成者也。”这并非主张专制反对民主，他所强调的其实是管理学的一般原理，甚至恩格斯对权威的重要性也曾专文论及。

前些年，在国有企业改革时曾经出现过“中心”、“核心”的争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又出现了“新三会”与“老三会”的异议。这些不过是违反管理原则的当代例子。生辰纲被劫的责任怎么算呢？金圣叹指出：“故我谓生辰纲之失，非晁盖八人之罪，亦非十一禁军之罪，亦并非一都管、两虞候之罪，而实皆梁中书之罪也，又奚议焉？”一语切中肯綮，可谓持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