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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黄两道公孙胜

 

入云龙公孙胜是梁山的两朝元老。以晁盖为首的七星集团劫持生辰纲,打响了反对贪官污吏的第一枪;利用梁山内部矛盾,推翻了难成大器的梁山事业开创者王伦,两起重大事件他都是参与者,正因如此,他才成为梁山第二代领导成员。及至宋江成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公孙胜仍然位列卢俊义、吴用之后坐第四把交椅。

 

公孙胜是以云游道人的身份出场的,但他并非静心修行、清心寡欲的宗教人士,而是一个犯上作乱、追名逐利的黑社会成员。标题中的“黑黄两道”,意即公孙胜是一个身穿道袍的黑社会。“黄”者,道家之色也。生辰纲是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孝敬其岳父、当朝太师蔡京的生日礼物。劫持生辰纲,触怒朝廷,震动京师,属于天字一号大案。因此,其筹备阶段的“青苹之末”具有特殊意义。公孙胜是主动来到东溪村参与策划行动的。公孙胜作为一介道长,本系方外之士,他不仅参与了劫持生辰纲,而且参与了武力对抗官军。如果把前者视为单纯的谋财,后者就是公然的反叛了。在这一事件中,宗教势力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严重危害了大宋政权的和谐与稳定。

 

书中的公孙胜,作为一个宗教人士,不参与宗教仪式,不遵守宗教戒律,不进行授道传经,除了装神弄鬼、呼风唤雨,就是杀人越货、攻城拔寨,至于“松文古定剑”是什么先进武器,“五雷天罡正法”是什么战略战术,“口中念念有词”是什么“最高指示”,更是荒唐到《封神演义》之类的神秘主义的地步,所谓“戏不够,神仙凑”,就是这个道理。他在芦苇荡作法,他在高唐州弄鬼,他在芒砀山降魔,他在百谷岭收徒。只因他的出场,才破坏了《水浒传》的现实主义文风,从而与神魔小说搅缠不清。当然,也不能说公孙胜在小说中没有作用,他的出场,似乎专为保障宋江冷兵器作战的“制空权”,使邪魔歪道退避三舍。他与梁山的关系也与他人不同,几进几出,若即若离,完全看不出他是什么清静无为、修身了道的世外高人。他首次出山,是协助晁盖劫持生辰纲(第十三回);他首次离去,是回乡省视老母(第四十一回)。他二次出山,是协助宋江攻陷高唐州(第五十三回),他二次离去,是履行本师罗真人的事先约定(第一百一十回)。公孙胜虽然名列吴用之后,担任梁山的副军师,然而,他比宋江、吴用等人更早地领悟功成身退,以免兔死狗烹的人生哲理,这也正是公孙胜列为天罡之数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许多民间的反抗斗争(有的根本称不上农民起义),都是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的,如“太平道”之于东汉张角的“黄巾起义”,“摩尼教”之于宋江同代的方腊起义,“白莲教”之于元、明、清三代多次的反抗与起义,“拜上帝教”之于近代的太平天国。在这方面,尤以太平天国更典型。“拜上帝会”的领导者,充分利用了宗教的认同、宗教的热情、宗教的道德、宗教的神秘与宗教的氛围,以此激发出团队的凝聚力、鼓舞力、约束力、威慑力与感染力,而这则是其控制团队成员信仰与意志的重要纽带与工具,从而使其组织能力更为有效,团队合力更为牢固,斗争精神更为顽强,体现出更为自觉、更为持久、更为坚韧的精神力量。在梁山众人中,具有宗教身份的不止公孙一人,鲁智深、武松的佛教外衣最初只是逃避官方追捕的权宜之计,芒砀山诸人不过以左道旁门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自立门户。宋江的九天玄女天书,虽然也属道教路数,不过是掩人耳目、故弄玄虚的骗术与权术。梁山众人从晁盖到宋江从来不以宗教相号召,晁盖的“劫富济贫”,宋江的“替天行道”,都与宗教毫无瓜葛,吴学究说三阮撞筹一节,其中有朋友义气、有发财欲望、有一世快活之类的现世情结,却没有任何的宗教情怀。正因如此,梁山一百单八人才会成为一帮没有灵魂、没有信仰,没有法律、没有道德的乌合之众,从其成员对“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生活方式,由憧憬到满足的精神状态来看,他们倒是货真价实的唯“物”主义。

 

  对于梁山这样一个以山贼、盗匪、赌徒、商贩、失意军官、不法小吏作为主要成份的团体,公孙胜却未能发挥任何独特作用。公孙胜不同于鲁智深与武松,他既是二仙山名正言顺的道教弟子,也是梁山泊决策班子的正式成员,他有可能也有必要对这个以狭隘的义气、粗鄙的物欲这类形而下的追求作为精神支柱的群体,进行某种心灵、精神、信仰的形而上的灌输、感化、教育和武装。但在小说中,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梁山事业之所以中途招安、半途而废,这与其不重视思想武装不能说没有关系。只有用某种精神武装起来的队伍,只有心灵、精神、信仰的力量,才能开发出人类潜在的巨大能量,从而增强整个团队的战斗力。中亚中东的“人肉弹”,日本军阀的“神风队”,其所体现的可怕的精神控制与宗教魔力,就是证明。在北宋的背景之下,当朝皇帝都自称“道君”,梁山寨主都冒用天书,甚至梁山泊排座次玩弄的都是道教把戏,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说,公孙胜先生根本不是道教弟子,更像一个江湖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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