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云龙公孙胜是梁山的两朝元老。以晁盖为首的七星集团劫持生辰纲，打响了反对贪官污吏的第一枪；利用梁山内部矛盾，推翻了难成大器的梁山事业开创者王伦，两起重大事件他都是参与者，正因如此，他才成为梁山第二代领导成员。及至宋江成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公孙胜仍然位列卢俊义、吴用之后坐第四把交椅。

公孙胜是以云游道人的身份出场的，但他并非静心修行、清心寡欲的宗教人士，而是一个犯上作乱、追名逐利的黑社会成员。标题中的“黑黄两道”，意即公孙胜是一个身穿道袍的黑社会。“黄”者，道家之色也。生辰纲是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孝敬其岳父、当朝太师蔡京的生日礼物。劫持生辰纲，触怒朝廷，震动京师，属于天字一号大案。因此，其筹备阶段的“青苹之末”具有特殊意义。公孙胜是主动来到东溪村参与策划行动的。公孙胜作为一介道长，本系方外之士，他不仅参与了劫持生辰纲，而且参与了武力对抗官军。如果把前者视为单纯的谋财，后者就是公然的反叛了。在这一事件中，宗教势力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严重危害了大宋政权的和谐与稳定。

书中的公孙胜，作为一个宗教人士，不参与宗教仪式，不遵守宗教戒律，不进行授道传经，除了装神弄鬼、呼风唤雨，就是杀人越货、攻城拔寨，至于“松文古定剑”是什么先进武器，“五雷天罡正法”是什么战略战术，“口中念念有词”是什么“最高指示”，更是荒唐到《封神演义》之类的神秘主义的地步，所谓“戏不够，神仙凑”，就是这个道理。他在芦苇荡作法，他在高唐州弄鬼，他在芒砀山降魔，他在百谷岭收徒。只因他的出场，才破坏了《水浒传》的现实主义文风，从而与神魔小说搅缠不清。当然，也不能说公孙胜在小说中没有作用，他的出场，似乎专为保障宋江冷兵器作战的“制空权”，使邪魔歪道退避三舍。他与梁山的关系也与他人不同，几进几出，若即若离，完全看不出他是什么清静无为、修身了道的世外高人。他首次出山，是协助晁盖劫持生辰纲（第十三回）；他首次离去，是回乡省视老母（第四十一回）。他二次出山，是协助宋江攻陷高唐州（第五十三回），他二次离去，是履行本师罗真人的事先约定（第一百一十回）。公孙胜虽然名列吴用之后，担任梁山的副军师，然而，他比宋江、吴用等人更早地领悟功成身退，以免兔死狗烹的人生哲理，这也正是公孙胜列为天罡之数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许多民间的反抗斗争（有的根本称不上农民起义），都是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的，如“太平道”之于东汉张角的“黄巾起义”，“摩尼教”之于宋江同代的方腊起义，“白莲教”之于元、明、清三代多次的反抗与起义，“拜上帝教”之于近代的太平天国。在这方面，尤以太平天国更典型。“拜上帝会”的领导者，充分利用了宗教的认同、宗教的热情、宗教的道德、宗教的神秘与宗教的氛围，以此激发出团队的凝聚力、鼓舞力、约束力、威慑力与感染力，而这则是其控制团队成员信仰与意志的重要纽带与工具，从而使其组织能力更为有效，团队合力更为牢固，斗争精神更为顽强，体现出更为自觉、更为持久、更为坚韧的精神力量。在梁山众人中，具有宗教身份的不止公孙一人，鲁智深、武松的佛教外衣最初只是逃避官方追捕的权宜之计，芒砀山诸人不过以左道旁门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自立门户。宋江的九天玄女天书，虽然也属道教路数，不过是掩人耳目、故弄玄虚的骗术与权术。梁山众人从晁盖到宋江从来不以宗教相号召，晁盖的“劫富济贫”，宋江的“替天行道”，都与宗教毫无瓜葛，吴学究说三阮撞筹一节，其中有朋友义气、有发财欲望、有一世快活之类的现世情结，却没有任何的宗教情怀。正因如此，梁山一百单八人才会成为一帮没有灵魂、没有信仰，没有法律、没有道德的乌合之众，从其成员对“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生活方式，由憧憬到满足的精神状态来看，他们倒是货真价实的唯“物”主义。

　　对于梁山这样一个以山贼、盗匪、赌徒、商贩、失意军官、不法小吏作为主要成份的团体，公孙胜却未能发挥任何独特作用。公孙胜不同于鲁智深与武松，他既是二仙山名正言顺的道教弟子，也是梁山泊决策班子的正式成员，他有可能也有必要对这个以狭隘的义气、粗鄙的物欲这类形而下的追求作为精神支柱的群体，进行某种心灵、精神、信仰的形而上的灌输、感化、教育和武装。但在小说中，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梁山事业之所以中途招安、半途而废，这与其不重视思想武装不能说没有关系。只有用某种精神武装起来的队伍，只有心灵、精神、信仰的力量，才能开发出人类潜在的巨大能量，从而增强整个团队的战斗力。中亚中东的“人肉弹”，日本军阀的“神风队”，其所体现的可怕的精神控制与宗教魔力，就是证明。在北宋的背景之下，当朝皇帝都自称“道君”，梁山寨主都冒用天书，甚至梁山泊排座次玩弄的都是道教把戏，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说，公孙胜先生根本不是道教弟子，更像一个江湖术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