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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阮如何看梁山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在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都在天罡星序列,虽然天剑、天罪、天败,星名不吉,毕竟属于“第一梯队”。

 

上梁山前的三阮,以打鱼为生,虽也从事私商,但属于根正苗红的“贫下中渔”。智多星吴用在探得了梁中书筹备生辰纲的消息后,策划劫持,急需人手,三阮就成了重要人选。由于吴用不了解三阮此时的心思,以需要“十数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鲤鱼”为名,赶赴石碣村,试探他们的口气。饮酒闲谈时,谈到了梁山话题。

 

此时的梁山,已被王伦为首的小股强寇所占,研究一下以三阮为代表的普通民众对梁山强人的看法,不仅有利于理解三阮后来何以也到梁山聚义,对于理解传统理论毫无保留地肯定农民造反的意识形态,也不为无益。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三阮生活在梁山泊水边,梁山泊就是他们的衣食之源。听阮氏兄弟说,在这附近已打不到大鱼,只有梁山泊里才有,吴用问道:“这里和梁山泊一望不远,相通一脉之水,如何不去打些?”三兄弟的回答是这样的:“在先这梁山泊是我弟兄们的衣饭碗,如今绝不敢去!”(阮小五)“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阮小七)“这几个贼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鱼。如今泊子里把住了,绝了我们的衣饭,因此一言难尽!”(阮小二)在三兄弟看来,这梁山强人,只有打家劫舍,却无杀富济贫,对当地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与破坏。可见,阮氏兄弟对梁山强人充满了憎恨与敌视。

 

那么,三阮对官府的态度如何呢?应当说,在任何制度之下,梁山聚义这种落草为寇的“黑恶势力”,都是国家机器打击与消灭的目标。无论是封建皇权,还是民主共和,保护百姓防止盗匪的骚扰与侵害,是历代官府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官府在梁山泊地区的治理情况如何呢?这可以从吴用与阮小五的对话中看出一些端倪。吴问:“偌大去处,终不成官司(指政府、官府)禁打鱼鲜?”阮说:“甚么官司敢来禁打鱼鲜!便是活阎王也禁治不得!”吴又问:“既没官司禁治,如何绝不敢去?”在闻听了梁山强人的危害之后,吴问:“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阮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哪里敢下乡村来?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屎尿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

 

在三阮眼里,梁山强人是明火执仗的强盗,官府则是身穿官服的强盗。在祸害百姓方面,两者并不存在根本区别。这说明在当时的制度之下,百姓身受双重侵害,一方面是强盗抢劫,一方面是官府盘剥。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北宋地方政府,只会欺压百姓,在治理盗匪方面,却无所作为。尤应指出的是阮小二这句话:“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意指免交了官府的税费)。”可说是道出了千古悲凉。金圣叹就此评论道:“十五字抵一篇捕蛇者说。”《捕蛇者说》是唐代柳宗元的名作,文章的主旨可以用孔子的“苛政猛于虎”来概括。可见,三阮对官府的愤恨与仇视,并不亚于梁山。

 

三阮既憎恨梁山,也仇视官府,这在心态上似乎是两难选择。其实并不尽然,如同楚霸王起兵之前对秦始皇充满了“彼可取而代也”的艳羡一样,三阮对梁山也有着某种羡慕的意味。正如阮小五所说:“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阮小七说的更直白:“‘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由此可见,历代的农民造反者,成功了的如朱元璋,失败了的如李自成,旗号可能不同,主旨大体如斯,无非就是推翻一个王朝,建立另一个王朝而已,体现的只是旧体制的复制,实现的只是历史的循环。在这一问题上,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就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形象。在阿Q式的革命胜利之后,无非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心里想的都是元宝、洋钱、宁式床,吴妈之类。而这正是造反的局限与历史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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