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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如何竞争上岗?

 

杨志因为在东京街头杀了“没毛大虫”牛二,被开封府以“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的罪名,脊杖二十,充军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这本是杨志人生旅程的又一不幸,但却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机。

 

杨志充军北京后,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却意外地看中了这个人才。身为服刑犯的杨志,不仅未入监服刑,而且直接留在府中听用。这个境遇,与林冲当年的惨相可谓天壤之别。对于梁中书的用意,金圣叹是这样分析的,这一切都在为此后的押运生辰纲埋下伏线。这样的分析有点牵强附会,过分贬低了梁大人惜才爱才的美好用意。

 

因为杨志在梁府“早晚殷勤听候使唤”,梁中书有心抬举他,打算提拔他做个军中副牌,月支一分请受。作为当朝太师蔡京的东床快婿,在用人问题上,梁中书并不想搞“伯乐相马”式的“一言堂”。书中是这样说的,梁中书“只恐众人不服,因此,传下号令,教军政司告示大小诸将人员来日都要出东郭门教场中去演武试艺。”(第十一回)这应了那句俗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是“选马”而不是“相马”,至少从程序上体现了公开与透明,从而为命乖运蹇的杨志提供了一次竞争上岗的良好机会。

 

既是比武,必要的花架子还是要摆的。教场之上,演武厅正面摆着一把浑银交椅,这是梁中书的专座。两边排着两行官员:指挥使、团练使、正制使、统领使,牙将、校尉、正牌军、副牌军。前后列着百员将校。将台上竖起一面黄旗,左右列着几十对金鼓手。庄严、郑重、公开,似乎无可挑剔。如果那两行官员都算评委的话,那么,这梁中书应当是享有一票否决权的评委会主任了。

 

然而,这样的比武在程序上却是不公正的。

 

首先是资格问题。杨志触犯了帝国法律,尚在服刑期。在东京的杀人犯到了北京却成了座上宾;在开封府刚刚判了刑,到了大名府却可考选公务员,而且竞争的还是军中职务。按照正常情况,这资格问题无论如何也无法过关。

 

其次,这一竞争机制只为杨志一人而设,属于典型的因人设制,至少违反了众中选优,公平竞争的原则。说穿了,这次竞争上岗,就是梁中书为杨志一人创造的脱罪、转正、升职之机,指标是特定的,人选是特定的,职务是特定的,待遇是特定的,甚至程序都是特定的。

 

再次,梁中书作为当地最高领导,在作了如此之多的“特定”之后,居然兼任主考官,如此以来,怎么能够保证竞选的公正?事实也是如此,在比武前和比武中,梁中书对杨志百般关照,处处呵护,不仅亲赐衣甲,而且自己的战马都供其骑乘,甚至出场时,也带杨志同行。这无疑等于暗示。

 

复次,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此次竞选,直到临场,除杨志外,其他选手不仅都是未定的,而且都不明就里,甚至杨志的竞争对手都由梁中书一手指定。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梁中书叫周谨听令,“着副牌军施逞本身武艺。”不过,这也无意中向公众宣示,此次竞争上岗,竞争的岗位只是副牌,这也是梁中书心目中适合杨志的职务。

 

政策如此倾斜,竞争的结果显然不利于周谨而有利于杨志。果不其然,周谨比武失利,梁中书反而这样说:“前官参你做个军中副牌,量你这般武艺,如何南征北讨?怎生做得正请受的副牌?”于是下令,“教杨志替此人职役。”(第十二回)

 

似乎所有程序就要按照“导演”的意愿顺利结束了,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对于徒弟周谨的失利,急先锋索超似乎看出了猫匿,竟然出阵公开挑战杨志。对于这一出乎意料的发展,梁中书倒是没有如其他官员一样以势压人,将索超逐出场外,只是为杨志捏了一把汗。在得知杨志敢于应战的表态后,他不仅交待“教甲仗库随行官吏”给杨志挑选“应用军器”,而且直接吩咐,“牵我的战马借与杨志骑”,并叮嘱“小心在意,休觑得等闲。”

 

由于此次比武关乎大名府军人的声誉,兵马都监李成也私下作了安排,他分付索超:“周谨是你徒弟,先自输了,你若有些疏失,吃他把大名府军官都看得轻了。我有一匹惯曾上阵的战马并一副披挂,都借与你。小心在意,休教折了锐气!”比武的结果,不分胜败,旗鼓相当,可谓皆大欢喜,梁中书指使军政司将杨志、索超都升做管军提辖使。

 

  比武结束,书中还留下这样一截尾巴:红日西沉,梁中书在官员护送下打道回府,城里百姓,扶老携幼,都很欢喜。梁中书在马上问道:“你那百姓欢喜为何?”众老人说:“老汉等生在北京,长在大名,从不曾见今日这等两个好汉将军比试!今日教场中看了这般敌手,如何不欢喜!”一听这话,这样一场并不公平的比武,似乎还合于“群众公认”,梁中书听了自然高兴。不过,这很难不是盗用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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