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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牛二

 

黄永厚为牧惠的《歪批水浒》作序,标题为《牛二万岁》。“万岁”二字,是从时间上说的。我说“遍地牛二”,是就空间而言的。二者结合起来,这个命题就变成了牛二在时空中的存在状态。

 

在《水浒传》中,牛二是个不入流的小人物,不仅他不属于梁山好汉,而且他是“准梁山好汉”的刀下之鬼。书中对他的描写是这样的:“只见远远地黑凛凛一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攧撞将来。……原来这人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毛大虫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第十一回)

 

这个场景看着有点眼熟,很象当今城乡不时可见的盲流、街痞、泥腿、无赖、流氓,其主要特点是,没有正式职业,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稳定收入,缺乏文明教养,缺乏人伦道德,缺乏法律意识,横行街市,侵暴乡邻,敲诈勒索,偷盗抢劫;拉帮结伙,画地为牢,自立山头,独霸一方;明火执仗,群殴打斗,骄横跋扈,逞凶斗狠;圈子崇拜,狐假虎威,狗仗人势,欺软怕硬;赌博吸毒,好逸恶劳,为非作歹,丧尽天良,……人们通常将这些人称为人类的渣滓,社会的毒瘤。对这些人而言,道德如春风马耳,法律也鞭长莫及。这些人的存在,严重威胁百姓生计,严重破坏生活环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影响地方风尚,严重削弱管理绩效。这似乎是一种民众害怕,官府没辙的社会顽疾。

 

这样一幅粗线条的描绘,不仅包括了牛二这一特殊物种,也包含了梁山好汉的部分群体。在十字坡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夫妇,在刘家庄强抢民女的小霸王周通,在快活林垄断市场、强买强卖的金眼彪施恩,以及清风山上的强人,揭阳岭上的三霸,……在作恶程度上,这些人与东京街头强买杨志宝刀的牛二,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牛二“我没钱”“我偏要买你这口刀”的逻辑,李逵在江州城里输钱赖账、在浔阳江边强抢鲜鱼,他的逻辑与牛二有何差异?如此看来,牛二是没上梁山的“好汉”,有的“好汉”是上了梁山的“牛二”。牛二是个体的梁山“好汉”,梁山“好汉”是群体的牛二。这样说只是极而言之,在牛二与108人的个体比较中也许存在差别,但应看到,牛二与部分梁山“好汉”的确存在着虽非重合至少相交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梁山群体本质上属于社会游民,游民也称游民无产者或流氓无产者,这个群体通常有以下特征:天然的反社会性,主动的进攻性,紧密的帮派性,鲜明的反文明性。揆诸历史,这个群体曾是我们倚重的革命力量。在早期政策中,往往无视或低估这些人的“破坏性”,只是重视这些人“很能勇敢奋斗”,并由此断言他们“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1948年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的《毛 泽 东选集》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 泽 东对农村革命力量的分析还是客观的:“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有些确是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这些显然就是牛二之类的无业人员。毛 泽 东认为赤贫是农村革命的基本依靠对象,那么,何谓赤贫呢?他指出:“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由此可见,“赤贫”这个群体,与上梁山前的刘唐、白胜、薛永、时迁甚至牛二之流属于同一阶层,这些人在湖南地方也被称为“痞子”。他们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是如何“革命”的呢?“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湖南运动考察报告》)而这些行动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的名义下,竟然被视为“好的很”。

 

由这些人的“革命”形象,很容易联想到阿Q,阿Q打算“革这伙妈妈命”时,同样暴露出浓重的牛二习气,“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首先是杀人,“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然后是发财,“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接着是女人,“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可惜脚太大。”鲁迅先生在《叶紫作〈丰收〉序》中曾指出:“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因为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的缘故。”何谓 “水浒气”?“水浒气”就是流氓气、痞子气。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牛二与梁山的“好汉”、近代的阿Q,确又半斤八两、难分轩轾。

 

牛二这一物种大抵是专制制度的特产。有了这样的土壤与环境,牛二这样的物种自然就会繁衍生息,子孙繁盛。黄永厚先生不无忧虑地指出,“牛二不死、还活着,活得比在《水浒》里更潇洒,……直是如鱼得水一般,楼梯口,大街上,公共汽车里……所在都是,毛骨悚然。”“他只凭‘大自然’驱使,为所欲为,快乐逍遥,决不迈出畜生一步。”

 

梁启超在110年前就曾指出:“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水浒气”在中国社会之流布,100年前可说是“古已有之”,在今天可说是“于今为烈”。他进一步指出:“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馀!”他的意思是说,《水浒传》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影响超过许多高头讲章、煌煌大著,它已经影响到中国人的“潜意识”,以致于21世纪的中国,在城市、在乡村、乘飞机、坐火车,甚至在国际航班上,如同身处水浒寨中,处处都是梁山“好汉”,处处可见没毛大虫牛二。网上流传的赤裸上半身、手持U形锁,砸毁民众汽车,打残无辜百姓的男子,不也是今日牛二的缩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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