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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进的介绍信

 

有好事者按照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方式,在网上搞了个“中国当代杂文108将”,将笔者也编排在内,谓之“小旋风安立志”。其实,在下安敢与“小旋风”相比?《水浒传》中的“小旋风”,姓柴,名进,坊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唤做小旋风,本系大周皇帝柴世宗嫡派子孙,是真正的“官N代”、“富N代”。这柴进因有太祖武德皇帝敕赐的“誓书铁券”护身,且又专爱结交天下好汉,因此,在沧州地面,可谓官匪两顾、黑白通吃。

 

说来奇怪,柴进作为皇族,竟与林冲这个刑事犯结下了不解之缘,两人素不相识,只因久闻大名,于是一见如故,又是安排食宿,又是赠送金银,特别是柴进曾两次为林冲写过“介绍信”。分析一下这两次书信的功能,对于今天的人们认识北宋的社会百态不无意义。

 

一次是写给官府的。在林冲行将到沧州牢城服刑,柴进置酒送行,同时给监狱当局写了两封书信,分付林冲:“沧州大尹也与柴进好;牢城管营,差拨,亦与柴进交厚;可将这两封书去下,必然看觑教头。”(第八回)林冲被高俅诬陷入狱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从开封府到沧州牢城,遵循的毕竟还是大宋法律。只因柴进与沧州地方官员及监狱管理当局交厚,就可法外开恩。可见,宋代的法律废驰,有法不依,已经到了十分常见、十分普遍的程度。金圣叹就柴进的书信评价说,“此物每与银子一样行得通者,正为此物即银子也。”差拨说的更直白:“既有柴大官人的书,烦恼做甚?这一封书值一锭金子。”果不其然,因为有了这封信,林冲在沧州牢城,不仅免去了一百杀威棒,而且除掉了项上枷锁,还安排了打扫天王堂这样一个既省力又干净的差事。柴进写给沧州官方的这封信,对于帝国的法律,客观上起到了腐蚀与抵销的作用,由于“人情大于王法”,从而使朝廷法律失去了权威与信誉。然而,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差拨、管营又接到另外一封书信,那就是陆谦转交的高太尉的书信。虽然都是书信,但“含金量”却截然不同,柴进的书信体现的不过是“人情”,而高俅的书信体现的则是“权力”。在差拨、管营这些唯利是图的小人眼里,柴进的书信只值一锭金子,而高俅的“钧旨”比一锭金子还重。于是这两个拿过林冲的银子,买过柴进的面子的执法者,立即着手对林冲的暗杀行动。这就是在权钱交易中,权的份量往往比钱更重的例证。这也说明,执政当局与执法人员以权乱法、执法犯法,往往比柴进的以金钱与人情钻法律空子,对国家法律与政府威望的影响更坏、危害更大。

 

另一封是写给梁山的。在朝廷眼中,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都是反贼,都是乱党,这类的不稳定因素,其危害是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林冲在山神庙杀了陆谦等三人后,受到朝廷通缉,走投无路,又是柴进施以援手,柴进对林冲说:“既是兄长要行,小人有个去处,作书一封与兄长去,如何?”林冲同意后,柴进介绍道:“是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尝寄书缄来。我今修一封书与兄长去投那里入伙,如何?”(第十回)金圣叹就此批道:“水泊之有众人也,则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则柴进之力也。名柴进曰‘旋风’者,恶之之辞也”。在金圣叹眼中,柴进的绰号“小旋风”并不是好话,乃“恶之之辞也”。的确,柴进作为前朝的皇裔,即使得到当今朝廷的庇护,仍然对当局离心离德,不仅以情渎法,以钱坏法,销蚀着帝国的典章制度,而且与朝廷的敌人私相勾结,梁山贼寇的形成与坐大,柴进脱不了干系。特别是柴进将林冲这样因受到朝廷迫害而“被敌视”的原本的“体制中人”,窜掇到梁山,以林冲的能力与影响,显然壮大了作为朝廷隐患的反叛力量,从而削弱了朝廷清除隐患的努力。

 

  在北宋末年,当徽宗赵佶整天陶醉于延福宫和万岁山(后称艮岳)这样的政绩工程之中,整天沉溺于瘦金体与花鸟画的盛世情结之内,从高俅到柴进,从东京到沧州,从殿帅府到牢城营,北宋官场的堤坝已经出现了“管涌”,北宋政权的基础已经出现了“裂缝”,甚至许多地方政权与国家机器已经黑社会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承受得住金兵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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