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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百官图”引起的风波

 

人们说起历史上的强盛,似乎只有汉武牧马天山、康熙平定三藩;说起历代君主的开明,似乎只有汉初文帝、唐代贞观。很少有人因北宋而振奋,为北宋而贲张,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只看到赵宋败于契丹、败于西夏、败于女真、亡于蒙元,“积贫积弱”已为这个王朝盖棺论定。然而,许多人想不到,北宋时期特别是仁宗一朝,恰恰是一个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的时代。先不说政治与经济,就文化来说,我国历史上的唐宋文章八大家,就有六人(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活跃在仁宗时期;就科技而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就有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诞生于仁宗一朝。

 

讨论皇帝的开明,不能按照权由民授、权力制衡的现代政治学的理念,符合当时的标准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依此标准,唐太宗李世民几乎成了一个“民主皇帝”。不过,人们赞赏李世民,在其从谏如流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英武强大的气场。虽然宋仁宗赵祯同样虚怀若谷,然而,在人们的印象里,其宽厚近于窝囊,其仁慈偏于懦弱,仁弱毕竟不如英武。一些人习惯于皇帝的总揽全局,一手遮天,比如李世民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却对赵祯的“仁慈”“忍让”不屑一顾。赵祯没有李世民纳“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豪气,然而,他毕竟不同于“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孙辈宋徽宗(赵祯养子宋英宗之孙),这个“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仁宗皇帝,其实并不缺乏驭人之术。这从他处理范仲淹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波可见一斑。

 

景祐三年(1036),赵宋朝廷内部发生了一场风波。此时,吕夷简为当朝宰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垄断了朝廷的用人之权,不可避免地大搞“任人唯亲”,于是“进用者多出其门。”(《宋史》第29册,中华书局,1977年,页10269)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稀奇,在皇权专制制度下,少数人从少数人中选拔少数人,早已是不成文的规矩。只是这吕宰相如何官出其门,如何任人唯亲,史籍语焉不详。时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也就是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的作者,不仅“忠亮谠直”,而且“言无回避”,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他画了一张“百官图”上报朝廷,以直观可见的方式,分析了朝廷人事政策的弊端。这张“百官图”其实暗含了当代程序政治的因子。范仲淹分析了官员队伍的现状,并附图指出,“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于是提出建议,“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同上)这无疑于剥夺了宰相的人事大权。吕夷简得知此事勃然大怒,竟然挟嫌报复,奏明皇上罢免了范仲淹的京官职务,到鄱阳湖畔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去了。

 

吕夷简“圣眷正隆”,得罪了宰相也就得罪了皇帝。范仲淹在宋廷为官端正,见解卓著。范仲淹被贬之际,竟被加上了“朋党”的政治定性。在北宋政权存续的160多年里,正是在此时出现了以“朋党”整人的邪恶苗头,以至于欧阳修专门为文论述这《朋党论》。好在当时的国家中枢集中了一大批忠诚正直、气节高洁的朝廷官员,他们并不似后来大量存在的拜伏于权力脚下迎风承旨,整天把“大忠”“铁忠”“真忠”挂在嘴上,一有机会就献媚邀宠的谗谀奸佞之徒。看到范仲淹受到不公正的处理,秘书丞余靖公然在朝廷庙堂之上为之辩护,仲淹“今坐刺讥大臣,重加谴谪。倘其言未合圣虑,在陛下听与不听尔,安可以为罪乎?……陛下自亲政以来,屡逐言事者,恐钳天下口,不可。”(《宋史》第30册,页10407)余靖直接批评皇帝控制言论,堵塞众口的施政方针,看来缺乏的不仅是大局意识。太子中允尹洙更加出格,他在皇上面前公然声称,宰相不是指责范仲淹结党营私、拉帮结伙吗,范仲淹是我的师友,也曾向朝廷推荐过我,既然范仲淹遭到贬黜,我愿意一同接受“黜降”。(《宋史》第28册,页9831)今天的人们一定感到不解,当今官场哪有这样的“弱智”,爬到这个位置谈何容易,别的官员倒霉,不肯落井下石已属高风亮节,明哲保身当是上佳选择,怎么可能与范仲淹这个倒霉官员陪葬呢?仁宗皇帝并不缺乏当机立断的魄力,果断拍板将这两个不开眼的官员贬到边远之地担任基层酒税,余靖被流放到了筠州(今四川筠连),尹洙被发配到了郢州(今湖北钟祥)。(《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年,页2786)

 

当此之际,另一位书呆子粉墨登场了。欧阳修与范仲淹一样,在历史上大名鼎鼎。他此时担任馆阁校勘,很为范仲淹的际遇抱不平。不过,他没有直接抱怨皇上,而是将矛头指向了担任右司谏的高若讷。欧阳修给对方写信说,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在朝廷“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的情况下,你身为谏官,不但不为范仲淹说句公道话以“辨其非辜”,因怕得罪宰相,竟然“随而诋之,以为当黜”,形同落井下石,真可谓“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页989-990)不论写信人还是收信人,当时都不曾意识到,这篇名为《与高司谏书》的信函,后来竟然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书信体议论文的代表作品。欧阳修似乎已预感到此事之风险,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同上)似乎做好了英勇就义的心理准备。此事被欧阳修说中了,高若讷正是这么干的,他转身即打“小报告”,并将此信递交皇上,欧阳修随即被贬窜到长江三峡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当县令。

 

风波仍未结束,北宋四大著名书法家——苏黄米蔡之“蔡”、西京留守推官蔡襄(字君谟),本来他是这场风波的旁观者,然而,他竟情不自禁地写下一首组诗——《四贤一不肖诗》。所谓“四贤”是指在这场风波中遭到整肃的那四名官员,即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所谓“一不肖”是指在这场风波中角色不太光彩的高若讷。从诗的命题已可看出蔡襄其人的爱憎倾向。蔡襄对于高若讷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下面几句:基于“积羽沉舟毁销骨,正人无徒奸者朋”的社会现实,高若讷“反谓范文(范仲淹)谋疏阔,投彼南方诚为宜。永叔(欧阳修)忤意窜西蜀,不免一中谗人机。”(《蔡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11)正因如此,“高君携书奏天子”的行径才显得特别卑鄙和无耻。这首组诗在当时影响很大,“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契丹使者)至,密市(秘密购买)以还。”“(宋)使过幽州(今北京,时为契丹之南京),馆中有书君谟诗在壁上。”(《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页15)可见这首诗的影响不仅遍于城乡,而且及于境外,甚至有心人还借机发了横财。

 

在任何一场政治风波中,都有一些见风使舵之徒,他们窥伺时机,以求一逞,他们认为这场风波既是邀宠良机,也是投资契机,只要站对队,表对态,就是一个向上爬、攀高枝的绝好机会。于是,泗州通判陈恢不顾官小职卑,挺身而出,不失时机地向朝廷呈上奏章,“乞根究作诗者罪。”(《续资治通鉴》第9册,页2787)要求追究作诗者的罪行。陈恢的举动很露骨,具有承旨希恩,讨好宰相的动机,不过他的如意算盘遭到了左司谏韩琦的阻击。韩琦弹劾陈恢“越职希恩,应重行贬黜,庶绝奸谀。”(同上)宋仁宗对此一概进行“冷处理”,不仅韩琦对陈恢的弹劾不了了之,而且陈恢对蔡襄的奏报也不了了之。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以范仲淹为首的朋党集团已俨然成型。令人意外的是朝廷对这个集团的处理方式,其首领与同党并没有正式打成有组织、有预谋的“朋党集团”,也未定性为“敌对势力”,既没有实行喷气式,也没有流放夹皮沟,他们只是被降职安排,远离京城而已。甚至一些参与者与同情者竟未受到任何处理。赵祯是个“仁宗”,如果范、余、尹、蔡、欧阳诸位活在明清两朝,早已身首异处,株连九族了。仁宗皇帝的统驭之术如同放风筝,线放的长点还是短点,取决于他的掌握。他至少不会让这些大臣变成断了线的风筝。赵祯对这些官员施以“薄惩”,保护了一批优秀干部,从而使他们在此后的施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他的政治性格与施政作风,蔡襄与陈恢(甚至包括韩琦)作为攻守双方才被轻轻放过。

 

事犹未了,光禄寺主薄苏舜钦又跳了出来,对朝廷“戒越职言事”的政令提出批评。他认为,这一政令,只会“拥蔽陛下聪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亏损朝政,实亦自取覆亡之道。”(《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册,页2788)“亡国灭种”这种说词,如果出于皇帝之口,那叫“忧患意识”;如果出于臣下之口,那就叫居心叵测了。更为过分的是,蔡襄竟公然为范仲淹等人的被黜鸣冤叫屈,他危言耸听地说,如此处理,只会“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目睹时弊,口不敢论。”(同上书,页2789)他这套说词,分明是指责朝廷对范仲淹的处理是错误的,皇帝也并非总是“伟光正”。由此可见,北宋时期的蔡襄远不如南宋时期的朱熹,后者就发现了皇权时代的一个普世价值——“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页233)于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时代,蔡襄只是一个书法家,朱熹几乎成了永远的国民教育大师。不识相的蔡襄继续引经据典地论证,“下情不得上通”是最大的“国家之患”。其实,宋仁宗登基之后,既未删帖,也未封号,一方面“使百官转对”,一方面“设直言极谏科”,并且“置匦函”,勤求直言,广开言路,已经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博大胸怀。蔡襄的言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显然属于妄议皇帝。他批评道,如果朝廷这一政令得以执行,就会导致“欺罔成风”,“窃恐指鹿为马之事,复见于朝廷矣!”(《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册,页2789)这显然是以暴秦来影射大宋,以秦二世来讽刺宋仁宗,带有明显的“恶攻”性质。

 

“闻鼙鼓而思良将。”宝元元年(1038),党项人李元昊叛宋立国,自称大夏,屡次兴兵犯边。陕西前线的宋兵连战皆北,边情紧急。康定元年(1041)三月,朝廷采纳了韩琦的建议,恢复了范仲淹的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未及到任,又任命他为陕西都转运使。不久,又晋升其为龙图阁学士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韩琦共同肩负起抵御西夏进犯,巩固西北边防的重任。有意思的是一个细节,皇帝与宰相在商议范仲淹的起用时,吕夷简竟意外提议,“请超迁之”(请破格提拔)。皇帝与范仲淹谈话,要求范正确对待,与吕尽释前嫌。范仲淹回答道:“臣向所论盖国家事,于夷简何憾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0册,页3014)意思是说,我之前讨论的都是国事公事,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成见!二人的高风亮节可见一斑。范仲淹成为西北边帅,随即制定了守边城,实关中的方针,屯田守备,筑垒练兵,很快扭转了宋军的被动局面。当时边境有一段子:“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宋名臣言行录》卷七)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成为庆历新政的主要推动者。

 

康定元年六月,作为这场风波的受害者,欧阳修被朝廷任命为复出后的范仲淹帐下的掌书记。对于这项任命,欧阳修拒绝到任,他认为,“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宋史》第30册,页10376)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只可共苦、不可同甘的逻辑,欧阳修对于范仲淹的支持,并非朋党政治或者人身依附,并不是为了日后得到范的提携,完全是出于道义坚持。另两位受到风波冲击的余靖与尹洙,在范仲淹复出后,也陆续得到起用或重用。尹洙曾任经略判官、右司谏、知渭州等职。余靖后来是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在英宗朝曾任工部尚书。在朝廷建言、地方施政与外交事务方面都卓有建树。

 

在这场风波中,受到欧阳修谴责的高若讷,虽然被蔡襄贬为“不肖”,但此人也并非奸臣或坏人。高若讷也是一个学者,他不仅通晓申、韩、管子之学,而且因母病自学医术而成为专材。张仲景的《伤寒论》、孙思邈的《方书》等均由其考校而得以传世。在政治上,高若讷后来官居参知政事、枢密使;在人品上,同样受此次风波牵连的尹洙也认为,高若讷 “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欧阳修全集》,页988)看来并不是一个见风使舵、承旨献媚、落井下石的卑劣政客。

 

这场风波持续时间并不长,一个多月就风平浪静了,在风波中受到冲击的人们,也在此后的两三年内陆续得到起复或重用。这不仅说明,北宋时期与士人共治的方针所带来的宽松政治,也说明赵祯此人作为皇帝也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开明与自律。鉴于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23年与宋仁宗赵祯亲政的30年,同样的政通人和,同样的人才济济,在皇权体制之下,到底是开明君主成就了人才荟萃,还是人才荟萃促进了君主开明,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而在北宋末年赵祯的孙辈宋徽宗执政时期,昏君当道与六贼横行,则是一个相反的例子。无数史实证明,哪个朝代奸臣多,哪个朝代的皇帝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似乎是一个粪坑与苍蝇共生共存的关系。即使污浊的宋徽宗时期,在政治文明的程度上也比后来的明清时期残害士人、文网密布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在这场风波中,无论得势的一方,还是失势的一方,没有谁可以称作国贼与奸佞。在元人修纂的《宋史》中,活跃在仁宗时期政治前台的大臣们,似乎没有谁被归为“佞幸”与“奸臣”两类。吕夷简与范仲淹,欧阳修与高若讷,包括其他士大夫,他们之间的弹劾、奏报、谴责、指斥,只是那个时代的保守派与革新派、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不同治国思想、不同施政理念、不同从政风格的博弈与冲突。他们如同北宋天空中飞翔的不同造型、不同姿势的风筝,这些风筝的真正控制者恰恰是这位宋仁宗。这也是皇权社会的基本构成。只是宋仁宗给予这些风筝的空间相对广阔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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