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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巅”大宋与“妄议”仁宗

 

目前的一些网络用语,或过度简化,或粗制滥造,或低俗粗鄙,……是许多人的看法。然而,网络中的“热词”,有的却相当古老;网络上的白字,有时乃有意为之。前者如“妄议”,后者如“山巅”。初涉网络的人们,往往莫名其妙,以致需要特别的说文解字。其实,这“山巅”就是那“煽颠”,它不是“煽动颠覆”的过度简化,而是“煽颠”的有意错写。虚拟世界的荒诞,往往是现实场域的反映。比如这滥用白字,就是避免“过敏”的障眼法。

 

北宋是历史上政治文化相当宽容的朝代,167年的历史,可谓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北宋王朝建立之初就奉行君主与士人共治的政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其开国领袖赵匡胤登基不久,就作出决定,立下誓约,并刻成石碑,供在密室,要求其后代继承皇位者必须单独入内,跪瞻默诵,恪遵誓约。第一条是有关厚待柴氏子孙的,涉及到赵宋政权的来源问题。第二条是实质性的条款,“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第三条是制约性的条款,“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1981年,页7-8)这说明北宋政权对于官员与文人在参政与言论方面,从一开始就提供了相当宽松的空间,并作出了制度性规定,而且在北宋政权存续的一百多年间,从未杀戮过朝廷官员与上书言事的文人,即使北宋时期唯一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对当事人苏东坡也只是降职贬窜而已。这一政策甚至延续到南宋时期,已经成为金人俘虏的宋徽宗赵佶,甚至从其关押地黑龙江让返朝的曹勋给其子赵构(此时已是宋高宗)带话:“艺祖(宋太祖赵匡胤)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宋史》,第33册,中华书局,1977年,页11700)

 

谈及历史上对功臣的保护及对谏官的宽厚,往往提及唐太宗及凌烟阁。然而,这只能体现为李世民个人的胸怀与气度,并未形成稳定的政策与措施。即使在唐代,不仅他的胸怀与气度“人亡政息”,就是他本人执政前期与后期,其表现也有很大差异。至于北宋以后存续时间较长的明清两代政权,其对官员的杀戮,对文人的迫害,文网密布,血溅丹墀,可谓登峰造极。历史车轮向前运行了几百年,其所反映的却是中国政治的黑暗与倒退。

 

防范性的政策条款,不能保证不出问题。但却可以成为处理相关问题的制约措施。仁宗年间,四川出现了一桩严重政治事件。“一举子献诗于成都府云:‘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有点类似“浔阳楼宋江吟反诗”。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个小知识分子公然鼓吹四川独立,统一繁荣的北宋帝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成都地方当局高度重视,知府大人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抓人(“械其人”)和上报(“表上其事”)。宋仁宗赵祯是怎么表态的呢?赵祯指出:“此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处于远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惭恧而死。(《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2年,页94)作为皇帝,言出法随,不仅未追究其刑事责任,反而提拔其当官,如此优裕地“给出路”,可谓宽大无边!此人可能感到对不起皇上,上任不久即惭愧而死。

 

知识分子有个毛病,朝廷一给点宽松政策,就忘乎所以;一些幼稚的文人往往得寸进尺,甚至将朝廷的公开宣示或者美好许诺信以为真,这就难免堕入“引蛇出洞”的夺魂阵中。嘉祐年间,刚刚进入公务员队伍的苏辙(苏轼之弟)在参加朝廷举行的“举贤良对策”考试时,竟然上书皇帝,“其略云:闻之道路,陛下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苏辙这张试卷至少犯了三大错误,其一,妄议朝政。“极言”朝廷之“阙失”。其二,诋毁仁宗。苏辙竟敢诋毁皇帝,甚至指责皇上沉溺酒色。其三,诽谤诬蔑。更为严重的是,苏辙对皇帝的批评,只是“闻之道路”、捕风捉影,显然属于诋毁抹黑。这一事件,性质极其严重。苏辙根据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公然指责他根本不了解也完全没根据的皇帝的私生活,不仅妄议朝政,而且指斥乘舆。倘若追究其政治动机,当然属于极其严重的恶毒攻击,当以“大不敬”之罪,推出午门,斩首示众。然而,在宋朝极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就是考官也未提出应当杀掉苏辙的建议,他只是认为,皇帝根本没有此等过错(“上初无此事”),苏辙的言论纯属恶意诽谤(“辙妄言”),只是拟议行政开除(“欲黜之”)而已。宋仁宗得知此事,居然指示说:“朕设制举,本待敢言之士,辙小官如此直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页69)意思是说,朝廷举行这场考试,本来就是为了选拔“敢言之士”,苏辙这样的小官,敢于直言朝政得失,不但不应受到处理,而且应当给予功名。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仍令史官编录”,其真意是把苏辙正常录取呢,还是要把此事编入皇上的“起居注”?即使是后者,也不必理解为赵祯意在青史留名而故作姿态。毕竟仁宗秉政41年,其宽厚、仁慈的从政生涯,并不以作秀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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