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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两个杰出的政治组合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上,有两个明星组合,一是唐太宗与魏征,二是宋仁宗与包拯,可谓两大政治奇葩,极其罕见地呈现出明君直臣、精英政治的制度亮点。这种组合虽然不具代表性,但却向来被视为“正能量”。在传统文化的政治视角里,没有李世民、赵祯这样的明君、仁君,就不可能出现魏征、包拯这样的直臣、诤臣。

比较一下这两组君臣组合,似乎有关公战秦琼之嫌,但考察一下我国中古时期成熟的皇权政治下的君臣关系,其实很有意思。

 

 

在我国,民主并不是“敏感词”,这从满大街的核心价值观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这俩字。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确又十分忌讳“一人一票”、“权由民授”这些民主政治的真谛。于是,在这块充满特色的土地上,民主逐渐异化为平易近人的“作风很民主”或者嬗变为纯粹形式的“履行民主程序”。

即使把“作风”降格为民主的真谛,那也是以开展批评或接受批评为标志的,因此,也不是任何政客能够做到的。王朝时代,通常把胸怀宽广、虚心纳谏作为作风民主的具体体现,这样的“民主”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了。唐太宗与宋仁宗似乎成了我国历史上“民主皇帝”的杰出代表,两位帝王都有虚心纳谏的动人故事。

 

(魏征)

 

贞观二年(628),魏征外出回朝,问李世民,“听说陛下计划去南山游玩,外面行装都准备好了,为什么又不去了?(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李世民尴尬地笑道:“原先是有这个打算,怕你生气,只好取消行程(“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页6059)九五至尊,至高无上的大唐皇帝,竟然对其臣下魏征的直言进谏心存畏惧。这在皇权社会似乎不可思议。这一“优良传统”在400多年后的北宋时期再次重现。

 

 

(宋仁宗)

张贵妃是宋仁宗的爱妃。皇祐二年(1050),张贵妃公然为其伯父张尧佐要官,要求仁宗封张尧佐为宣徽使。皇帝上朝之际,贵妃还在耳边反复叮嘱,“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赵祯无奈,只得答应。不料,朝堂之上,包拯“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2年,页92)包拯这个行为,可谓“犯颜直谏”,也就是不顾皇帝的颜面,当面顶撞与批评之意吧!人们一般认为,朝廷官员不过是皇帝的家臣或仆役,黜陟赏罚,去留生死,皇上口含天宪,只在舌头一动之间。包拯反对皇亲国戚的任职,竟然把唾沫星子喷到皇帝脸上,成何体统?然而,这项任命竟然因为包拯的反对而搁浅。

 

 

宋仁宗赵祯是否把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执政楷模,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包拯倒是的确推崇魏征的。他不仅身体力行以魏征为榜样,而且试图以魏征影响唐太宗的方式影响宋仁宗。皇祐二年,包拯刚刚担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在给仁宗的奏折中,他居然“列上魏郑公(魏征)三疏,愿置之坐右,以为龟鉴。”(《宋史》第30册,中华书局,1977年,页10316)意思是要仁宗皇帝将魏征的奏折作为治国理政的座右铭。这实在有些过分!

 

 

从笔者的阅读视界来看,在某些方面,李世民的“好脾气”其实不如赵祯。贞观六年(632),李世民下班回宫,气呼呼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真该杀了这个乡巴佬)!”(《资治通鉴》,P6096)皇后询问何人触怒龙颜,太宗道:“魏征每廷辱我。”(同上)一代明君,回到宫中,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怒,终于吐露了心声,那该是怎样的忍无可忍!

应当说,在多数情况下,唐太宗对于魏征的政治作用是清醒的。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征病逝,李世民痛惜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团结出版社,1996年,页42)这就是著名的“三镜”之来历。魏征弥留之际,李世民偕太子亲往魏宅探视,并当面将衡山公主许配魏征之子。魏征死后,李世民又亲自撰写碑文,以示悼念(《资治通鉴》,页6184)。然而,时过未久,李世民就因疑心魏征有涉“阿党”而“踣碑悔婚”,砸毁他亲自撰写的碑文,废除他亲口许诺的儿女婚约(同上书,页6202)。

 

 

在这方面,宋仁宗就比唐太宗做的好一些。张贵妃为其伯父要官,由于包拯的阻拦未能得逞,皇帝的权威何在,皇帝的面子何堪!宋仁宗被包拯喷了满脸唾沫星子,他既未责罚包拯,也未当场擦拭,而是“全面”带回宫中,当着张贵妃的面,“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中丞乎?’”(《曲洧旧闻》,页92)此时的宋仁宗,是窝囊,还是宽厚,历来见仁见智。我以为,论胸怀,论脾气,宋仁宗显然要胜过唐太宗。赵祯似乎并不认为,一国之主,乾纲独断,理所当然。史籍评论宋仁宗,“上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页4249)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虽非制度自觉,但也并非仅仅局限于性格与脾气,客观上,他所体现的正是一种气度与风范。

 (包拯)

 

相对于唐太宗对魏征有时的气恼与不满,宋仁宗从未对包拯的直言进谏进行过斥责或批评,相反,他越来越感到包拯后期的锐气已经大不如前。一次在与御史韩缜论及朝廷人事时,仁宗问:“御史谓谁可参知政事者?”韩素不经意,卒然对曰:“包拯可。”仁宗熟视而笑曰:“包拯非昔之包拯矣!”(《后山谈丛》,中华书局,2007年,页25)宋仁宗就“参知政事”(副宰相)的人选,征求御史韩缜的意见,这个皇帝可够“民主”的。这个场合的对话,不是愤激之言,也非酒后戏语。如此严肃的话题,如此严肃的场合,皇帝对于包拯的评价,自然也是严肃的。

 

 

皇祐三年(1051),在一场弹劾风波中,被弹劾者文彦博罢去相位出知许州(今河南许昌),弹劾者唐介也被外放英州(今广东英德)。这场风波涉及这样几个当事人:文彦博因投靠张贵妃而荣登相位,而包拯不仅是文彦博的同窗、同年,而且是儿女亲家,显然也是文彦博集团的成员之一。同样遭到外放的吴奎,则是包拯的谏官同僚,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包拯上书保奏吴奎无效,自知失去了仁宗信任,亦感独木难支,于是七疏外任,终于获准。在此后几年里,包拯失去了刚正直谏的勇气,这也正是宋仁宗说他“包拯非昔之包拯矣”的基本原因。

 

 

表面看来,唐太宗李世民曾有“会须杀此田舍翁”的牢骚,而宋仁宗则有“包拯非昔之包拯矣”有惋惜。二者相较,似乎后者比前者体现了更为宽阔的容忍度。然而,应当指出的是,无论贞观之治,还是嘉祐之治,都是建基于皇帝个人的胸怀气度之上的。这种典型的人治政制,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循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客观规律。贞观六年,李世民在与群臣聚餐时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属于“太子党”。李世民称魏征“实我所仇”,即指此而言。正是在这一场合,魏征说出了一段实话:“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贞观政要》,页42)从根本上讲,魏征、包拯在朝堂之上的发言权,或者批评时政的权力,是唐太宗、宋仁宗这些皇帝赐予的。皇帝一旦不高兴,自然也就不会出现魏征与包拯这类的直臣。

 

十一

 

宋仁宗时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司马光,后来在修纂《资治通鉴》时,注意到唐太宗登基不久去世的一个特殊人物——裴矩。此人曾为隋炀帝杨广时期的重臣,他曾谄媚从杨广为其出过一些馊主意。入唐后,他对李世民的一个错误决策提出了进谏与校正。同样一个政客,为什么在隋唐两朝判若两人?司马光评论道:“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资治通鉴》,页6029)这里的“表”,如同人们所说的“形”;这里的“景”,如同人们所说的“影”。“表动则景随矣”即“形影相随”,上行下效之意。古语说:“君明臣直,君暗臣佞”就是这个道理。

 

十二

 

从司马光的评论中,也可看出制度的影子。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33)人们发现,无论是唐太宗时期,还是宋仁宗时期,曾经涌现出大批著名的政治家,一时间,群星闪烁,星河灿烂,前者如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马周等人,后者如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包拯等人。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在唐太宗、宋仁宗治下,极少出现“相信以致迷信,服从以致盲从”的昏话,也极少听说“忠诚不绝对等于绝对不忠诚”的谗语。不过,在当时,皇权政治是根本制度,可能会出现一点微小的缝隙,产生一点历史的例外,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皇权专制的本质,这也正是皇权政治必然为民主政权所代替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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