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安立志 > 一个愚忠颂圣的后儒典型

一个愚忠颂圣的后儒典型

 

 

商纣王是暴君,西伯侯(即周文王)是贤臣,至少《史记》和话本已有定评。两个版本的电视剧——《封神榜》也有涉及。在话本和电视里,都有这样一个情节,残暴的商纣王杀害了西伯侯的儿子伯邑考,并从尸身上割下肉来做成“鹿饼”,赐给西伯侯享用。此时的西伯侯居然有心情歌颂商纣王的“天王圣明”,并自认“臣罪当诛”。简直匪夷所思!即使在皇权专制时代,这要拥有何等强大的内心承受力呀!

 

 

 

然而,西伯侯姬昌居然这样做了,并谱写了一首歌颂商纣王的颂歌。不过,这首颂歌并非出自西伯侯的手笔,而是出自西伯侯之后20个世纪的唐代韩愈的伪造。韩愈伪托古代名人创作了《琴操十首》,《拘幽操》是其中之一,原文不长,抄录如下:“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P798)而其“诗眼”就是最后一句。

 

 

这首歌写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此时的大唐华夏,已经逐渐被印度传来的佛教“全盘西化”,甚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唐宪宗李纯都要把佛骨迎入宫中供奉。由于当时还没有“中体西用”的学说,因此触发了儒佛斗争。

 

这年正月,坚持儒家立场的韩愈出于忧国忧民的良好动机,上了一篇《论佛骨表》,触怒了唐宪宗,虽然死罪得免,但活罪难饶,皇帝言出法随,一道圣旨把韩愈这个刑部侍郎,贬为边远荒蛮之地的潮州刺史。这就是韩愈自己在诗中所写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同上书,P759)

 

在韩愈看来,忠君颂圣是儒家的基本要求。周文王是圣人,圣人必然是忠君的,即使遭受不公平待遇,也只能反躬自省,而不应抱怨皇上。正是由于这一思想的影响,古往今来的许多政客,在受到朝廷迫害或错误处理之际,不仅不能说皇上的不是,而要竭力从自己身上挖根源,通过无数次的表忠心、做检讨,以开启皇上的恻隐之心,从而使自己得到救拔或起用。

 

 

韩愈不愧唐宋八大家之首,“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区区九个字即揭示了皇权专制政体的精魂。这种政体的规律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韩愈的说法则是:“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韩愈全集校注》,P2308),“臣妾”更卑于“王臣”。西方君主称,“朕即国家”;东方皇帝更是将国事当作家事,而各级官员不过是为皇帝打理家事的家奴而已。在古代史书中,皇帝“天纵英明”,永远正确,不但“句句是真理”,甚至“一句顶一万句”。即使设置“补阙”、“拾遗”的谏官,只不过为了彰显皇上的宽阔胸怀与民主作风而已。假如有谁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信以为真,向皇上表达什么“第二忠诚”,只会落得“大不敬”的悲惨下场。

 

即使作为“中国第一民主皇帝”的唐太宗李世民,对于爱提意见的魏征,在其生前就曾咬牙切齿地恨道:“会须杀此田舍翁(真该杀了这个乡巴佬)”(《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P6096),魏征死后,尸骨未寒,李世民就“踣碑悔婚”,砸毁他亲自为魏征撰写的石碑,废除他亲口许诺将女儿衡山公主嫁给魏征之子魏叔玉的婚约(《资治通鉴》,P6184、6202)。

 

 

揆诸中国历史,一些政客惨遭极权政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其含冤临死之际,却给自己加诸各种罪名,自我贬低,自我污蔑,痛心疾首地认罪悔罪,“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甚至对迫害者感恩戴德,山呼万岁。我以为,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正是其滥觞者。

 

如果说韩愈伪造这种古代颂歌,意在借古颂今,通过向皇上表示臣服与效忠,以获得今上的救拔与起用,那么,他在到达潮州贬所之后,在向朝廷的奏报中,则更为直接地反映了专制政体之下面对迫害只能逆来顺受的情愫,“臣以狂妄戆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既免刑诛,又获禄食,圣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韩愈全集校注》,P2306)短短几句话,韩愈就主动为自己加上了“狂妄戆愚”、“不识礼度”、“言涉不敬”三大罪名,而“既免刑诛,又获禄食”,不正是“天王圣明”的体现么!“正名定罪,万死犹轻”,不正是“臣罪当诛”的直接表达么!在这种心态之下,虽然撤职远窜,竟然“破脑刳心”也感激不尽,就顺理成章了。

 

 

韩愈是儒家文化的崇信者,他反对宪宗皇帝迎佛骨的理论武器,也正是儒家学说,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同上书,P2289)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韩愈可说是抵制外来文化渗透之先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唐宪宗李纯制定了什么英明的开放政策。而是由于韩愈的儒家立场,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才受到历代儒家学派的推崇与重视。

 

 

北宋理学家程颐为韩诗作注说:“退之(即韩愈)作《琴操》有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后之人道不到此。”(《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P1160)在他看来,韩愈为周文王伪造的歌颂商纣王的颂歌,真实地反映了周文王的心声,而且他在表现两千多年前周文王的心理状态与精神世界方面,体现了空前绝后的理解力,但却只字不提韩愈对荒淫无道、暴虐恣肆的商纣王毫无原则的愚忠与屈服。

 

 

南宋大儒朱熹似乎感到程颐的表达不够严密,他补充道:“韩退之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何故程子(程颐)道是好?文王岂不知纣之无道,却如此说?……须是有转语,方说得文王心出。看来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P233)

 

我原以为“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是中国专制政体的精髓,这种先秦的诗性语言毕竟失之婉转,倒是朱熹的表达更为直接——“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这才是理解中国专制政制的密钥。的确,自秦以降,两千多年来,官方暴力机器的运转,不正是基于“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机理;臣子攀附得逞,不正是遵循“臣子不说君父不是”的规则么?不是“君父”没有“不是”,而是君父有“不是”,“臣子”也不许妄议、不敢妄议。

 

 

韩愈在《原道》中指出:“……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全集校注》,P2665)他认为,儒学传到孟轲这里就中断了。那么,谁是其道统的后来传人呢?《新唐书》的主笔宋祁认为,韩愈“其道盖自比孟轲”,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韩)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P5269)

 

北宋后期的苏东坡纪念韩愈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开篇就全面论述了韩愈如何拥有孟子的“浩然之气”,并强调指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P508)从文学、哲学、政治、军事四个方面概括了韩愈的功勋,而这个“道济天下之溺”,正是韩愈坚持了儒家道统,正是他把天下之人从沉溺佛、老等异端文化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甚至在潮州韩文公祠里,还有后人留下这样的联语:“辟佛累千言雪冷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不过,我始终认为,儒家文化有先儒与后儒之分。作为先儒,即使是孔子的“君君臣臣”,如果理解为君臣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的话,也要比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要进步、要文明;孟子的思想更是闪烁着别样的光辉,比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P125)他几乎在呼吁君臣的对等地位;而“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同上书,P27)在孟子眼里,皇上并非天纵英明,更非永远正确,比如商纣王,不仅不是韩愈笔下的“天王圣明”,而是“国人皆曰可杀”的独夫民贼。这些思想,首先在政治上体现为诛逆除暴的正义斗争或革命造反精神,在学术上则体现为精神的风骨与价值的独立。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十一

 

孔孟等上古时代的学者,在君权面前,大体保持了盘膝对谈的平等地位与超然态度。他们并不像后来的儒家门徒,匍匐于权力脚下,奴颜婢膝,摇尾乞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宋祁将这个在皇帝面前可怜兮兮,哭哭啼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韩愈,说成什么与孟轲“功与齐而力倍之”,简直是莫大的历史讽刺。且不说其学术风骨与精神气质,就其在皇权面前的表现,韩愈本人“自比孟轲”,一个将荒淫暴虐的商纣王赞为“天王圣明”,一个则称商纣王这个“残贼仁义”的独夫可以得而诛之,这可是天壤之别的政治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韩愈的思想,相比于孟轲,不仅不是什么道统薪火与学术传承,而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阳萎与学术倒退。

 

十二

 

这并非站在今人立场上苛责古人。这要从《拘幽操》的性质去分析。《拘幽操》是韩愈揣摩周文王的心理伪造的颂歌,字面上歌颂的是商纣王,实际上歌颂的是唐宪宗。这种缘于后儒萎琐的精神世界而拟造出来的东西,硬扣在周文王的头上,显然有欠公允。历史上的周文王并没有韩愈描写的如此窝囊、如此不堪,他不仅通过行贿逃脱商纣王的控制,回到封地即着手励精图治,引进人才,招兵买马,包括引进姜尚这样的人才,其目的决非“臣罪当诛兮”。尽管推翻商纣王是他的儿子完成的,至少在他生前就已经进行了推翻殷商王朝的战略准备。

 

十三

 

其实,韩愈对商纣王的“美化”,即使在古代,许多有识之士也不以为然。尽管苏轼对韩愈作了高度评价,并不等于他认同韩愈的价值体系。他那篇碑文大抵可称为谀墓之作。

 

北宋是一个文化昌明的时代,即使如此,苏轼也曾身涉乌台诗案。较之韩愈的贬官边鄙,苏轼不仅贬得更远(今海南岛),而且还曾身陷囹圄。考察苏轼的思想基础,他不仅绝对不会伪造《拘幽操》这种借古颂今的肉麻之作,反而利用商纣、西伯故事予以反讽。他在御史台狱中给其弟写过两首诗,其一首句为“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P999)“圣主如天万物春”之于“天王圣明”,“小臣愚暗自亡身”之于“臣罪当诛”,这也算是“高级黑”吧,更是对韩愈的深刻讽刺。

 

十四

 

苏轼是文学家,他对韩愈的批评是文学性的。相比之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对韩愈的批评,就深刻的多。王夫之的批评兼及宋代儒家学者朱熹:“韩退之唯不知道,故其拟文王操有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显出他没本领、假铺排勾当,又何曾梦见文王心事来!朱子(朱熹)从而称之,亦未免为其佞舌所欺。……君之不善,不敢以为圣明;己之无罪,不敢自以为罪,亦莫非诚也。‘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则欺天欺人,欺君欺己,以涂饰罔昧冥行于人伦之际,而可以为诚乎?”(《读四书大全》,中华书局,1975年,P622)王夫之对韩愈的评价,“佞舌”二字可谓穷形尽相。

 

十五

 

其实,韩愈伪造周文王的《拘幽操》并非孤本,东汉末年的蔡邕也曾假托周文王之口创作过一篇《拘幽操》。两相对照,如果说韩愈之作是对商纣王的颂歌,那么,蔡邕之作几乎就是对于商纣王的诉状。原文不引,摘录如下:“殷道溷溷浸浊烦兮。朱紫相合不别分兮。迷乱声色信谗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闭牢穽由其言兮,无辜桎梏谁所宜兮。……遂临下土在圣明兮,讨暴除乱诛逆王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8年,P302)

 

与韩作相同的是,末句也是这首歌的诗眼;不同的是,韩愈以“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极度的自虐心态表达对伟大英明的当今圣上的效忠,而蔡邕则以“讨暴除乱诛逆王兮”表达了他对荒淫无道的最高领袖的反抗精神。而这“伟大英明的当今圣上”与“荒淫无道的最高领袖”居然是一个人。虽然文中也有“遂临下土在圣明兮”的字眼,这在很大程度应理解为周文王对自身领导西岐的惕励。

 

有意思的是,后人曾对这两首《拘幽操》作过比较。清人袁枚认为,“《羑里操》(指韩愈作品——笔者注)一篇,文王称纣(商纣王)为‘天王圣明’,余心亦不以为然, 与《大雅》诸篇不合,不如古乐府之《琴操》(指蔡邕作品——笔者注)曰:‘殷道溷溷,浸浊烦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其词质而文。要知大圣人必不反其词以取媚而沽名。”(《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P814)他的意思是说,在思想表达上,对比蔡邕与韩愈二人的笔下行径,周文王这样的大圣人不会采取苏东坡式的反讽的文学方式,更不会昧着良心、颠倒是非而盲目歌颂、谗言邀宠。

 

十六

 

“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作为在封建专制政权之下形成的历史悠久的自虐心理与奴才思想的精确表达,在20世纪初的中国仍然积习甚深,韩愈这句话也常被一些知识分子当作成语以此讽刺那些专制的奴才与皇权的宠臣,鲁迅就曾多次引用这句话以批评或反击其论敌。比如,鲁迅如此讥讽奴才心态:“然而,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P126)鲁迅曾如此讥讽思想禁锢,“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鲁迅全集》第四卷,P194)

 

十七

 

当代学者资中筠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具有两种传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一种,“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是另一种。她把后一种传统称为盲目歌颂君主与权威的“颂圣文化”。她认为,“颂圣文化”的典型表达就是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不管自己受到皇权政治何等残酷的迫害,作为迫害者的皇帝总是“天王圣明”。这已在“十年浩劫”中得到证明。重要的是她的结论,前一个传统已经失传了,“颂圣文化”得到发扬光大,“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仍是专制政体不便言明、心照不宣的“主旋律”,而这才是最可悲的。

 

2016年7月23日

推荐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