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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瑟古隆中

 

万马奔腾气象殊,躬耕今有卧龙无?

隆中早定三分策,江上犹传八阵图。

如此奇才宁管乐,竟教遗恨失曹吴。

我来望古苍茫外,莽莽乾坤一草庐。

 

民国文人濮智诠的《武侯祠》,也表达了我初次造访古隆中的况味。

 

武汉杂文联谊会一结束,次日凌晨,街灯离离,夜雨霏霏,匆匆登上前往襄阳的动车。虽只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襄阳安顿好食宿已是中午时分,随即乘车前往隆中。在襄阳街头乘车时发现,襄阳口音与河南很相似,原来这里距相互争夺诸葛故里的南阳不远。

 

隆中位于襄阳西郊,乘公交可达。这个季节,北方已是万木凋零,而此时的隆中依然郁郁葱葱。在《三国演义》中,刘备眼中的隆中是这样的,“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眼前的景物告诉我,罗贯中是到过隆中的。隆中的确是个好去处,冈峦起伏,山环水绕,竹树茂密,曲径通幽。

 

冬雨方霁,湿气浓重,游人稀少。进入景区,一座古牌坊坐落于大道中央,四柱三间,加之雨水的渍痕,更显得古朴凝重。中间横额红字楷书“古隆中”。两侧则为“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出于诸葛亮的《诫子书》。中间两根立柱有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自杜甫的《蜀相》诗。牌坊背面,横额为“三代下一人”,对联为“伯仲之间见伊吕(伊尹、吕尚),指挥若定失萧曹(萧何、曹参)”,评价都是最高级。

 

过了牌坊,就是景区了。方志称,“诸葛亮宅在隆中山。”“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曰‘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光绪襄阳志》卷五“古迹”)诸葛亮逝世不久,在他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民众要求为之建庙(“所在各求为立庙”),朝廷却以不合“礼秩”而拒绝。“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于是,祭祀孔明成了民间的自发行为。有人建议可为诸葛亮建庙于成都,也被后主驳回。这说明,刘禅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其实很成问题。朝中大臣习隆、向充正式表奏朝廷,陈说利弊,并建议为诸葛亮建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后主才勉强同意。(《三国志·蜀书》,中华书局,1959年,页928)这是史上第一座武侯祠。当然,后世各地所建武侯祠有多处。

 

西晋永兴年间,诸葛亮去世已70余年,“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三国志·蜀书》,页936),并命时任“太傅掾”的李兴撰写了一篇《祭诸葛丞相文》。作者“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高度赞扬了诸葛亮的文治武功,“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汉鼎,跨带我边荒,抗衡我北面,驰骋我魏疆者也。”“今我来思,觌尔故墟。”(同上书,页936-937)面对诸葛故居,表达了深切的缅怀之情。不过,这也说明,孔明故居在隆中,在当时并无异议。东晋升平五年(361),诸葛亮去世百余年后,史学家习凿齿专程到隆中凭吊孔明故居。他题写了《诸葛武侯宅铭》,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达人有作,振此颓风。雕薄蔚采,鸱阑惟丰。”此时的诸葛故居已非百年建筑的破败荒凉,已经有人作了扩建与整修,而且具备了名人故居,供人瞻仰的水平。

 

南北朝以后,诸葛故居日益受到重视,得以扩建与修缮。特别是唐宋明时期,规模日渐扩大,景区日臻完善。但在明朝弘治二年(1489),隆中景区却遭遇劫难。袭封襄阳的简王朱见淑,看中了隆中这片风水,竟把隆中作为“藩陵”,毁掉诸葛草庐,迁走隆中书院,在其原址营造王陵。朱见淑死后,虽然武侯祠得以恢复,但原有建筑与碑刻已破坏殆尽,文物损失无法弥补。现在的简王陵只剩下一堆封土。往事已矣,如同成都人只知武侯祠而不知昭烈庙一样,“诸葛大名垂宇宙”,谁还记得那位朱明皇族。嗣后,明清两代对武侯祠不断建设与维修。故现存建筑与文物,如草庐碑、画像碑、古牌坊等,多为此时所遗留。

 

隆中与诸葛亮相关的景物主要分布在景区大路的南侧,隆中山的北坡。山腰处主要有武侯祠、三顾堂、草庐亭、三义殿、六角井、龙卧处、铜鼓台、古柏亭等遗迹或文物。据称,唯有这六角井系诸葛躬耕此地时的原物,见证了诸葛故居1800多年的风霜。草庐之下的山坡上,分布着抱膝亭等景物。山顶上的腾龙阁,系新建景点。

 

过牌坊向右,一条石阶穿过树林。右侧是隆中书院与明碑亭。拾级而上,直至半山,就是武侯祠了。武侯祠为四进三院层台建筑,依山势而建,逐次升高。殿门前额竖匾上书“汉诸葛丞相武侯祠”,两侧有“掀天”、“揭地”两处题刻。门上有楹联曰:“冈枕南阳依旧田园淡泊;统开西蜀尚留遗像清高”。武侯祠台阶下有一空地,石狮分列两侧,香炉置于中央。与各地寺庙无异,都是香烟缭绕,红绸缠树,弥漫着浓重的宗教气氛。祠堂的墙体由青砖筑成,因风雨侵蚀,已露斑驳之相,更显古朴庄严。

 

武侯祠后面三座大殿里,陈列着诸葛亮祖孙及夫人黄月英的塑像,自然少不了刘关张,甚至刘备手下的荆州籍文武官员也在列。我以为,这里的文物,最重要的当属历代名人关于孔明及武侯祠的碑铭与文赋,比如西晋官员李兴、唐太宗李世民、北宋文人苏东坡等人的文赋等。现代文物中最有名的当属蒋介石的“志铭功德”碑。后殿一副楹联:“画三分烧博望出祁山大名不朽;气周瑜辱司马擒孟获古今流传”。此联全面概括了诸葛亮的功业,不过,总有点“三国演义”的味道,于史实而言,并不严谨。

 

值得注意是武侯祠门前竖立的两块石碑。左侧为郭沫若的“诸葛草庐”碑,碑文为:“诸葛隐居隆中时,躬耕自食,足与陶渊明先后媲美。然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盖时会使然。苟陶令际遇风云,未必不能使桃花源实现于世。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于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这篇碑文作于1964年岁首。郭沫若只看到诸葛亮与陶渊明均曾隐逸,却又将二者的功业简单归为“时会”之不同。陶潜曾任县令,但从无治国安邦的政治抱负;孔明也曾题诗,却从无寄寓诗词的翰墨情怀。郭氏此文照搬了唐代诗人罗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全唐诗》卷657)的思想。在时代面前,“时会”只是外部条件,历史人物的秉赋与能力,所处群体的使命与作用,才是内在的、决定性的。如果将成败仅仅归为“时会”,难免有“宿命论”之嫌。

 

右侧的石碑,系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所立,碑文撰于1990年3月,这其实是一篇精短史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这涉及襄阳、南阳两地的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清代有一名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这副对联其实在“和稀泥”,矛盾的症结并未消除。诸葛亮躬耕地究竟在何处?才是争论的焦点。争议由“南阳”这一地名而起,而“南阳”二字却出之《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谭其骧的碑文解决的是历史区划的变迁问题,历史上的南阳不等于今天的南阳。习凿齿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三国志·蜀书》,页911)三国时期,南阳、襄阳二郡并立,但南阳地域辽阔,隆中属南阳郡邓县之辖地(《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三国”图19)。谭其骧的碑文前后两句,前句与习凿齿看法无异,后句则讲明了隆中何时属襄阳。这里要指出的是,南阳从来不曾争隆中;襄阳也从来不曾争卧龙岗。隆中只与古代南阳有关,却与当今南阳无涉。这是我的一得之见。

 

天低云暗,时光不早,从诸葛草庐下来,沿着“三顾道”,过小虹桥,经躬耕田,棕榈犹青,油菜泛绿,依稀感到刘关张的身影。路旁的水塘,静如明镜,枯黄的蒲苇,深绿的竹树,倒影清晰。回首牌坊上的斑驳水痕,竟然生出一丝苍凉萧瑟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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