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安立志 > 总统与媒体,谁是“美国人民公敌”?

总统与媒体,谁是“美国人民公敌”?

 

 

美国总统特朗普真的很委屈,任职刚满月处处受挫,先是西亚北非公民入境禁令被联邦法院暂停执行,继之其亲信、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被迫辞职,恼羞成怒,怼上了美国媒体。

 

2017年2月16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召开就任总统后首次记者招待会,针对“烂法院”与“假新闻”带来的“糟透了”的总统蜜月,一抒其在华盛顿的郁闷与愤懑,负面情绪倾泻而出。特朗普似乎再次进入总统竞选状态,他以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为舞台背景,面对9000多名支持者,一面指责美国情报机关泄密,一面攻击美国媒体,“我想要在没有假新闻过滤器在场的情况下对你们说话。”“他们(指美国媒体)已经成为问题的很大一部分。他们是腐败体制的一部分。”(2月19日FT中文网)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抨击《纽约时报》是一家“失败的媒体”,指责《华尔街日报》报道“不实”;他还表示,自己坚决不再收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因为它充斥着“愤怒和怨恨”。(2月18日香港《大公报》)

 

其实,特朗普之前就曾发文点名《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许多”传媒——“讨厌(SICK!)!”星期五(2月15日),刚刚抵达佛州Mar-a-Lago度假村,他就在Twitter上炮火全开:“假新闻传媒(失败的@纽约时报、@NBC新闻、@ABC、@CBS、@CNN)不是我的敌人,而是美国人民公敌!”(2月19日《联合早报》)

 

 

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似乎并不了解和尊重美国的历史与传统。人们说美国没有历史,是就其建国较晚而言的,而其主体居民——欧洲移民,则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在美国诞生之前,远渡重洋来到北美大陆的移民主要来自英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在13世纪就颁布了“大宪章”,17世纪就通过了《权利法案》。这些移民如同播种机,也将自由与权利的种子播撒在新大陆。1735年,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一个叫约翰·彼得·曾格的人因在《纽约周刊》上批评殖民总督的政策,被殖民当局以煽动性诽谤的罪名关进监狱。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在法庭上为他辩护。他谴责殖民当局滥用权力,“人们遭受了最大的伤害和压迫还不能随便抱怨,或者说如果敢抱怨,他们的身体和财产就会因此被摧毁。如果这种折磨不是奴役,那还有什么国家能够保持奴隶制呢?”(《美国精神:感动一个国家的文字》,三联书店,1995年,页16-17)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从理性和哲学上阐述了滥用权力的危害,“权力可正确地比作是一条大河,当河水保持在河界之内时,既美丽又有用,但是,当河水溢出河岸,那就变成奔腾的激流,无法遏制,它会摧毁一切,无论流到哪里,都会造成破坏和荒凉。”(同上书,页19)汉密尔顿深刻地指出:“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力的唯一堡垒。”(同上书,页19)“这种自由是上天和我们国家的法律所赋予我们的权利,是以说真话、写真话来揭露和反对专制权力的自由。”(同上书,页20)他饱蘸深情地向法庭呼吁:“摆在法庭面前的问题,……既不是小问题,也不是私人问题。你们现在审判的不是一个穷印刷工的讼事,……就其后果,这将影响到美洲大陆……的每一个自由人。这是一桩最好的讼事,这是一桩自由的讼事。我毫不怀疑,……每一个热爱自由、不愿过奴隶生活的人,都将祝福你们,给你们以荣誉,把你们看作是阻挠了暴君企图的人。”(同上书,页20)汉密尔顿说服了陪审团,法庭判决曾格无罪,这是出版自由的原则在英国北美殖民地的一次重大胜利,从而在美国这块土地上为新闻自由书写了一页辉煌历史。

 

 

特朗普演讲时,试图拉几个帮手。他提到,他的前任杰斐逊、林肯、杰克逊和他一样,都曾经与媒体不和。我在写作此文时,未能找到这些证据,相反却从杰斐逊的书信中看到了另外的说法。1787年,杰斐逊致信爱德华·卡林顿上校:“人民是统治者唯一的审查者;……由于我们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舆论,首先就应当使舆论保持正确;如果让我来决定,到底应该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应该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405-406)杰斐逊的观点,不仅给特朗普帮不上忙,反而直接否定了特朗普的信口雌黄,美国媒体不仅不是“美国人民公敌”,恰恰相反,利用政府权力侵犯和干涉媒体,试图摆脱媒体监督的政府特权,更有可能成为美国人民的敌人。很显然,杰斐逊是将媒体置于政府“之上”和“之前”的。

 

 

特朗普对于美国媒体的指责与批评,也引起了他所在的一些共和党人士的担忧与指责,有人批评他给媒体贴上“敌人”的标签,相当于攻击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保证。

 

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开国时期的领导者,的确是一些远见卓识的人们,他们作为新国家的设计者,其设计理念是严谨、进步和全面的。美国政制的设计,首先是从打造一部稳定、严谨、实用的美国宪法开始的。1787年,《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因出使法国未能参与宪法的制定。他写信给詹姆斯·麦迪逊(此人后来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他认为宪法草案中“缺少一个权利法案。”他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对权利法案作出了解释,“我指的是这样一个宣言,它保证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反垄断的贸易自由、一切案件由陪审团审判、人身保护法不中止执行、不设常备军。这些是防止做坏事的手段,任何一个正直的政府都不应当拒绝。”(《杰斐逊选集》,页436)麦迪逊根据杰斐逊的建议及各州意见,正式提出了权利法案,并于1789年获得众议院通过。这个著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译文是这样的:“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短短几行字,给予美国人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最高级别的保障。应当指出的是,美国法律并非是供在神龛,充当门面的。

 

杰斐逊似乎预见到以后会出现特朗普这样的领导者,会以“假新闻”为借口抵制舆论监督,1805年,他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时指出:“既然真理和理智已站稳立场,反对假观点和假事实沆瀣一气,受制于真理的报界就不需要其他法律上的限制;公众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会自己作出判断,纠正错误的论据和意见。”(同上书,页339)30年之后,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对美国社会进行考察后指出,报刊“在美国仍是一个有强大影响的权力。它使政治生活传播于这个辽阔国家的各地。它经常瞪着眼睛不断地观察政治的秘密动力,把搞政治活动的人依次推上舆论的法庭。”(《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9年,页231)“搞政治活动的人”,不是政治家就是政客,把他们“推上舆论的法庭”,当然不如供在国家的神坛更惬意。这也是特朗普对美国媒体充满怨恨的原因之一。这个美国大亨根本不习惯美国的政治。

 

 

特朗普并非英格兰后裔,其祖籍是德国西南部一个名叫卡尔施塔特的小镇,与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城同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1842年,在其祖上移民美国之前,普鲁士王国政府颁布了一道书报检查令,对报纸进行检查与限制。时任《莱茵报》编辑的年轻学者马克思对王国政府侵犯与干涉新闻出版自由的政府令进行了猛烈抨击。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就新闻出版自由与普鲁士官方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论战。

 

有意思的是,175年前,马克思对于普鲁士当局的批评,如同在批评当今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马克思指出,“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页155)“自由报刊的人民性,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同上书,页153)“人民性”、“人民精神”是由“自由报刊”来体现的,而不是由什么级别的政治人物或什么名堂的政治组织来体现的,这一切对于特朗普这个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政治人物来说显然是不合心意的。因为他“不容忍自由报刊上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利用它的长处。不要玫瑰的刺,就采不了玫瑰花!”(同上书,页179)在这种情况下,谁最有可能成为“美国人民公敌”,是特朗普,还是美国媒体?

 

 

马克思时代的媒体,不过报刊而已。在其后的100多年里,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媒体更加先进与多元了。以报刊为主的纸质媒体,发展到视听媒体,甚至跨越到超越时空的互联网媒体,也就是在一个世纪之间完成的。然而,传媒技术的发展,并不能代替人们对传媒的不同态度与利用。马克思批评的专制政体,不过是19世纪的君主立宪或君主专制政体。在马克思身后,专制政体发生了变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式。比如,在马克思故乡的德国后来出现了纳粹政权,此前不久,在俄国则出现了打着马克思旗号的红色专制。

 

鉴于一些专制政体将新闻传播功能异化为宣传灌输工具,英籍奥地利学者哈耶克指出:“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完全改变了宣传的性质和效果的事实是: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如果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唯一一个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47)由于所有传媒只有一个“控制者”,于是“传播知识的整个机构——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都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不管是真是假都会强化人民对当局所做决定正确性的信心的意见;而且,那些易带来疑窦或犹豫的信息将一概不予传播。”(同上书,页153)

 

比如在纳粹德国,希特勒就这样认为,“报纸的重要性在于能以一致而坚定的重复方法施教。报纸上的言论应该趋于一致的目的,不要被出版自由的谬误所惑。”(《世界新闻史》,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页369)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曾对新闻界这样说,“新闻界被组织的那么好,以至于它在政府的手里可以说是可随意演奏的一架钢琴,是能够为政府效劳的影响群众的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工具。”(《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275)在任何时期,德国各家报纸都会接到指示,于是他们“知道该发表些什么以及如何写新闻和社论,全国报刊不可避免地会显出单调划一。”这种不断重复的阅读体验,使得任何读者都会“对报纸感到厌倦。”(《第三帝国的兴亡》,三联书店,1965年,页349)该书作者是一个曾在德国工作的美国人,他的体会是,“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同上书,页351)这样的恶例不仅出现在标榜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也出现在号称科学社会主义的俄国。

 

 

特朗普攻击媒体的言论,招致了各方批评。法新社指出,美国许多总统都曾批评过传媒,但特朗普的用字更接近世界各地独裁领袖的口吻。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独裁者“往往是通过压制新闻自由起步的”。这些批评的口径是一致的,那就是把特朗普与世界上的“威权者”、“独裁者”与“独裁领袖”相提并论。

 

人们不好确定特朗普已经就是一个独裁者或者威权者。但是,特朗普这个先前的“首席执行官”,显然习惯了他在特朗普公司的呼风唤雨、发号施令,如今贵为总统,他似乎试图以治理公司的思路来治理美国。在美国这样一个以自由立国的国家里,特朗普也许不敢奢望,所有媒体真的将他“尊为圣者”,他也不敢要求美国媒体如同一些在极权主义之下苟延残喘的媒体一样,“每天都在夸耀政府意志的创造物”,甚至为了树立领袖的权威、维护政权的形象,媒体轻车熟路地“常常撒谎,而且还必须掩饰自己意识到自己在撒谎,必须抛开一切羞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一卷,页183)这,其实就是自由、独立的美国媒体的社会威力。

 

美国学者阿伦特指出:“只要媒体是自由的,即不腐败的,它就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恰当地被称为政府的第四分支。《第一修正案》是否足以保障这一最根本的政治自由,即不受操控地获得事实信息的权利——而没有这些信息,一切言论自由都不过是一纸空文——这是另一个问题。”(《共和的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页35)这正是特朗普面对的现实。特朗普毕竟不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美国政界与媒体指责他为“独裁者”与“威权领袖”,无非体现了美国的制度与文化对于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警惕而已。

 

特朗普指责美国媒体是“美国人民公敌”。在他的理念里,大概“美国人民”这个概念,与个人价值至上的美国理念相差不会太远。要知道当年希特勒也是常常把人民挂在嘴边的。希特勒这样说:“国家社会主义不是把个人或人类作为其观点和决策的起点。它有意识地把‘人民’作为整个思想中心。……个人是短暂的,‘人民’是永存的。如果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在个人的神化之中必定导致‘人民’的毁灭,在必要时国家社会主义则不惜牺牲个人来保护‘人民’。”(《大独裁者希特勒》(上),北京出版社,1986年,页404)“个人”只是“人民”的炮灰!多么可怕的法西斯主义!这种在口头上高喊“人民万岁”的人其实只是以“人民”作幌子,而在行为上却是残民以逞的独裁者或法西斯分子,他们才是媒体的公敌,更是人民的公敌。

 

 

美国建国240年来,始终维护了宪法的稳定,当然也维护了言论自由原则的坚定不移。尽管也经历过麦卡锡主义等历史逆流,美国社会对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坚持,在欧美国家中仍然是始终一贯的。这不仅得益于美国的三权分立机制,也得益于美国的法律体系。美国是实行判例法的国家。美国正是通过历史上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判例,构成了美国维护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规范。

 

1923年,《芝加哥论坛报》报道芝加哥市政府破产的消息全部失实。伊利诺伊州法院在判决该报无罪时说:“宁可让一个人或报纸在报道偶尔失实时不受惩罚,也不能使全体公民由于担心受惩罚而不敢批评一个无能和腐败的政府。”(《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135)如果说曾格案是在美国诞生之前确立了法律处理媒体诽谤案的先例,那么,这个案例则确立了美国法律处理媒体失实案的重要规范。

 

1931年,尼尔出版的《星期六报》因批评政府官员腐败等问题被明尼苏达州法院禁止出版。最高法院判决该州违宪,并指出,为防范和监督政府官员“渎职和腐化”,“以及犯罪分子狼狈为奸和官员玩忽职守的危险”,“特别需要一个有警惕性的和勇敢的报界。出版自由虽然可能被恶意诽谤的无赖所利用,但这丝毫不减少报界在报道官员渎职行为时所应享有的不受事先限制的权利。”(同上书,页136)美国媒体不仅在体制上都是非官方的、独立的,而且在新闻报道上也不接受事先限制。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在美国法律眼中,媒体更像啄木鸟,它们有责任从政府的森林里啄出危害社会的蛀虫——政府官员。

 

1964年,蒙哥马利市管理警察事务的官员苏利文控告《纽约时报》损害名誉并犯诽谤罪。最高法院裁定:“关于公众事务的辩论,应当是无拘束的、健康的和完全公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产生对政府和公职官员的猛烈的、尖刻的,有时甚至是令人不愉快的尖锐批评”,“在自由辩论中,错误的陈述是不可避免的,应受到保护……。”“……有些事实失真和损伤官员的名誉,也不能成为压制言论自由的理由,使之失去宪法的保护。”(同上书,页137)

 

不管怎样,我赞成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看法:“当有人到一个国家,发现报纸只言好事时,那他们就能确定好人被关进了监狱。”(《权力语录》,页114)

 

 

有美国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有美国媒体的强力监督,有美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强大保护,有美国文化对于极权主义的高度警惕,特朗普这个信口开河、不按套路出牌的房地产大亨,本已成为这个体制的最高领导人,仍然放不下反体制情结,他如同孙行者一样,无论怎样折腾,也难以跳出美国宪法这个如来佛的手心。美国制度的校正机制与纠错机制,显然要比一些另类的制度体系具有更大的可靠性与更低的社会代价。

 

2017年2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竟然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问题——“特朗普能够撑多久?”该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指出,“在特朗普领导的华盛顿,没有中间地带。要么是反对他的力量把他赶下台,要么是他摧毁这个体系。”他甚至作出了“我打赌是第一种”的估计。他的猜测是从几个事件作出的——“在上任头一个月,特朗普对情报部门和媒体宣战。司法部门似乎是他列出的下一个敌人。”“我的观点是,将过去的4周乘以3,或者6,或者9。中间地带将会消失。在某个时刻上,这将归结于选择特朗普还是选择美国宪法。”

欢迎关注“安立志”微信公号(anlizhi2015)

推荐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