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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命运

 

仓颉陵位于冀鲁豫交界的南乐县。出济南,经青兰高速(青岛至兰州),转大广(大庆至广州)高速,走一段乡村土路,即可到达。此次拜谒仓颉陵,对我的记忆储存补充了一些新信息。仓颉造字无疑是一个文明事件,这一事件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先民们已经进化到彼此交流的更高阶段,二是文字符号的产生同样基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在文字出现之前,先民们是用声音(语言)交流的,正是由于声音的瞬间即逝与不可储存,才有了创造文字之必要(“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清·陈澧《东塾读书记》)据说,最初的文字是卦象符号与结绳记事。当人类交流的复杂性超越了卦象与结绳所能表达的程度,造字的故事就产生了。仓颉造字并非出于神灵的感应,他的“鸟迹书”直接来自自然的外化与启示。东汉王充否定了仓颉的灵异属性,并确认了其自然属性,他指出,仓颉“以见鸟迹而知为书,……天非以鸟迹命仓颉,……而仓颉起鸟迹也。”(《论衡·感类》)也就是说,仓颉造字是从自然界获取灵感的。

 

仓颉的鸟迹书是最初的象形文字。即使是鸟迹书,也使人们摆脱了结绳记事的麻烦与局限。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文字的出现,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事件。有了文字,人类的交流才能克服语言的时空障碍;有了文字,人类的活动才能记录和传播;有了文字,人类的思维才能升华与飞跃。文字的出现,不仅表现为文明的进步,而且成为文明的动力。仓颉庙大门内的楹联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久矣斯文刻骨书陶结绳乃止五千载;大哉夫子醒民觉世启智之传第一人。”“醒民、觉世、启智”,体现的不正是文明与智慧的动能么?

 

古人充分意识到仓颉造字的文明史意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大概是对其社会效应的早期说法。这一说法在仓颉庙的遗留文字中得到了体现。该庙“万古一人”殿(正殿)楹联为:“造书制字鬼哭雨粟传轶事;圣道擎天鸟迹兽痕想当年。”唐代的张彦远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何以“天雨粟”?仓颉创造了文字,“可宣教化,可著书帛”,可传心声,可载言行,意志、机运、法则、规律,都不再神秘,天帝也降下谷雨以示庆贺。何以“鬼夜哭”?仓颉创造了文字,蒙昧渐开,智慧渐长,以君权神授、极权天授、特权民授蒙人的各路鬼怪,由于邪恶不易授其奸,民心不易受欺骗,因之生计日拙,时空日仄,只剩下悲叹与哀鸣。

 

我们知道,仓颉即使实有其人,造字作为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也不可能由其单独完成。仓颉不过是为汉字形成作出卓越贡献的代表人物。汉字形成之时,“天雨粟,鬼夜哭”也好,“宣教化,著书帛”也罢,总体上都是正能量。然而,文化的进步如同历史的进化,不可能一路坦途,风平浪静。唐代诗人汪遵有《仓颉台》诗一首:“观迹成文代结绳,皇风儒教浩然兴。几人从此休耕钓,吟对长安雪夜灯。”(《全唐诗》602卷)字里行间,似乎意识到,文字也可能带来负作用。

 

在汉字的幼年时期,即在小篆形成之际,曾经发生过“焚书坑儒”事件。不知这是不是文字引发的第一场人类浩劫?不过,焚书坑儒不仅是抽象的蒙昧与文明的斗争,其所体现的却是制度与权力衍生出来的恶的本质。在这一事件中,由于一方势力的独大无匹,这场斗争实质上不过是刀俎与鱼肉的较量。书同文的结局,有人振奋地看到了“大一统”,却无视文化控制所导致的文明退化。春秋战国是思想家灿若星河的时期,一把秦火,却使万马齐喑,百卉凋零,至少没有哪个时期能够与之相比。可叹的是,至今人们谈论国学,所谓儒道兵法、孔孟老庄,仍然要到两千多年前寻找灵魂的故乡。

 

汉字的篆隶真草,只是外在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裨益民众的文字,却不时戕害着民众。文明的厚度,随着时间的长度而累积。从秦到清,两千年间,由汉字作为元素的诗词歌赋,车载斗量。然而,因文字而被杀被关的“文字狱”,竟致日见其盛。欧风东渐并非始于鸦片战争,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已经大举进入内地。首先发生的文明冲突,大概包括泰西拼音文字与中国方块汉字之间的不协调。沐浴了20世纪晨曦的清代学人俞樾,亲历了欧风美雨、列强环伺,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大世变,他在《仓颉墓》一诗中,似乎预感了汉字文化的某种危机,“结绳以后费经营,体制于今几变更。不识何尝非快活,好奇未免太聪明。经书烧后无真本,字母传来半梵声。我声雕虫徒碌碌,可怜浪费楮先生。”(《晚晴簃诗汇》卷150)

 

不用说康乾盛世的文网字狱,那是延续了焚书坑儒的恶的传统,而且这一传统余绪悠长,直接延伸到20世纪60年代。“不识何尝非快活,好奇未免太聪明”,是在否定仓颉造字的历史功勋么?“经书烧后无真本,字母传来半梵声”,似乎并非特指佛经,无论秦火还是兵火,无数典籍,付诸丙丁,仅仅是文字自身的罪愆么?何况对于汉字的威胁,并非兵火之一途,异域的字母也成了威胁之一。

 

尝到了泰西坚船利炮的苦头,也对汉字产生了不自信,文字音韵学家钱玄同关于“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的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独秀文存》卷三,页156)的系统阐述,似乎已成共识,除了便于统治者发现“宇宙真理”,便于权势者巩固“上智下愚”之外,似乎是中国落后之嚆矢。于是一些旨在救亡图存的志士,开始了废除汉字的大声呼吁,这是一个强大的阵容,许多名字如雷贯耳。“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第六卷,页165)“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独秀文存》卷三,页159)“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第二卷,页690)“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页162)

 

这是一个义无反顾,呼啸前进的时代,不过,他们看到是附着在汉字之上的制度与文化,而并非汉字本身的弊端。热血冷却下来,地球进入世纪中叶,转瞬之间已是计算机时代,废除汉字的呼声再起,吕叔湘指出:“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语文现代化》1980年第一期,页71)好在汉字已经进入了计算机,不光在中国大陆,在港澳台地区、日本和新加坡,都已经实现了汉字的电脑化。正因如此,仓颉庙里,关于汉字发展与传播的壁画中,也为五笔字形的发明人王永民记下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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