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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风波

望远镜风波

 

安立志

 

当新兵时,我干过炮兵侦察,任务是给炮兵指示目标。望远镜是侦察兵的基本装备,每天都是项挂望远镜,肩背方向盘(苏式测量仪器),走遍了吉林哈达岭的高山密林。由于对望远镜的感情,转业后,有一年到海参崴旅游,还特地买了一具苏式望远镜。

 

第一具望远镜的发明人是荷兰人汉斯·利伯希,一位眼镜商,时在1608年。翌年6月,时任威尼斯帕多瓦大学教授伽利略(1564-1642)独立制作了一具可以放大32倍的望远镜。虽然镜头里的“苍蝇如同母鸡”,虽然在海上可以比对方早两个钟头辨认出船只的数量和种类,伽利略的望远镜,从一开始履行的就是天文观测的功能。时至今日,美国“哈勃”早已遨游太空,“中国天眼”也在贵州启用。然而,望远镜早期的磨难远不是技术难题。

 

美国哈勃望远镜

英国学者罗素在分析其背景时指出:“在经院哲学家看来,《圣经》、天主教教义以及亚里士多德学说(几乎同样),是无可质疑的;有创见的思想,甚至对于实情的考察,对这些防止大胆思索的永恒不变的界限都不得越雷池一步。”(《宗教与科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页6)在当时,技术进步与科学研究,有两大禁区,一是圣经或天主教教义,一是亚里士多德学说。这两者,一是宗教权威,一是学术权威,两大雷池,不可逾越。当时被教廷接受与认可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说”,而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说”则被视为异端。以是之故,哥白尼至死只敢说他的理论是“伪设”,其新书《天体运行论》出版后他只摸了一下封面就辞世了。而布鲁诺(1548-1600)由于反对“地心说”,宣传“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烧死在罗马费奥里广场。

 

贵州“中国天眼”

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每一项发现都是对哥白尼学说的支持,每一项发现都是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突破,每一项发现都是对圣经教义的挑战。伽利略并非埋首书斋的书呆子,他并非不了解哥白尼学说的处境,并非不知道布鲁诺因何而死的悲剧,他在望远镜里的初步发现,已经意识到这种观测可能带来的风险。他很聪明,他在帕多瓦大学任教期间,首先邀请威尼斯的总督及其元老们,到圣马可大教堂近百米高的钟楼上对新生的望远镜进行测试。他将最初观测写成《星际使者》一书,首先想到的是送给托斯卡纳大公,送给大公的还有一具完好的望远镜。(《伽利略传》,〔俄〕鲍·格·库兹涅佐夫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页83。以下简称“库本”)当他发现木星的卫星之后,竟然按照托斯卡纳大公的姓氏把这些卫星取名为“美第奇星”。伽利略虔诚地写道:“当我将我发现的新星球用高贵的美第奇家族的姓氏命名的时候,我知道,只有上帝和诸神才能得到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而美第奇高贵的姓氏将使星球永不磨灭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伽利略传》,〔德〕贝托特·布莱希特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39。以下简称“布本”)他想通过与现任托斯卡纳大公(科西默)曾经的师生关系进入佛罗伦萨宫廷。朋友劝告他,“你怎么能想到,你口袋里装着真理,手里拿着望远镜,离开共和国,而去掉进侯爵和修士们的陷阱呢?”他不以为然,最终做了宫廷的首席哲学家和数学家。这一切究竟是取悦权贵还是远谋深虑?

 

伽利略望远镜

他发现木星有卫星,而且竟然有4颗。伽利略宣布,“今天1610年1月10日。人类在她的日记上写上:废除天堂。”(同上书,页27-28)亚里士多德都没有发现,你怎么能知道?这何止是违反了《圣经》的结论——“只可能存在七颗行星”。“废除天堂”不啻是对上帝的亵渎!接着,他又发现“月球上有山峰和山谷”。这种说法直接与《创世纪》的圣谕相矛盾。他更可怕的发现是,太阳表面居然有黑子!这等于指责太阳并非纯洁无瑕,“上帝的作品也有瑕疵”(《宗教与科学》,页18),这无疑于攻击上帝也非完人。要知道,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还有人宣布,“上帝不会犯错误”甚至“教皇无谬误”。(《思想自由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页97、131)因此,耶稣会下令各教会大学禁止教师们谈论太阳的黑子,这个禁令在某些大学竟然持续了几百年。一个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布道时,一语双关,语带讽刺:“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老是仰望着天空?”(《宗教与科学》,页18)“加利利”与“伽利略”的意大利语拼音十分近似。他攻击“几何学是魔鬼的学问”,应当把数学家当作“一切异端的发起人”加以驱逐。此人竟然因此受到重用。更有一些浅薄的反对者声称,伽利略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来自透镜,而不是来自天空。一些哲学家和天文学家也认为,伽利略的发现只是一些光学幻影。言外之意,伽利略有造假嫌疑。

 

今天的人们一定会认为,这些不过是天文常识。但在当时,这些常识的取得,却被视为违反圣经、触犯权威的十恶不赦之举。这是因为,“地球背后是否有人,木星是否有卫星,……这些问题不是由观察来决定,而是根据亚里士多德或者《圣经》的推论来决定。”(《宗教与科学》,页6)应当指出的是,哥白尼的学说,只是逻辑的推理与数理的计算,伽利略就不同了,他通过发明望远镜,极大地延伸和放大了人类自身的能力,他的结论正是直接观察与反复考证的结果。他自己就说:“哥白尼要求他们相信他的数目字,而我只要求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布本,页38)伽利略似乎是一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先行者。

 

他的朋友警告伽利略:“当我刚才看见你站在望远镜旁边观察这些新发现的星球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你站在燃烧着的柴堆上;当你说你相信实证,我就像闻到一股烧焦了的人肉味。”(同上)伽利略知道,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伽利略知道危险来自何方,他决意到罗马走一趟。大公对他的支持,是为了扩大“美第奇星”的影响;伽利略自身的坚持,是为了消除教廷的敌意。1611年3月,伽利略到达罗马,专门拜访了耶稣会的枢机主教与天文学家。“耶稣会的神甫们,……都忙着拿望远镜观测木星的卫星”,“他们终于相信美第奇星是存在的。”(库本,页104)“耶稣会会士的天文学家和伽利略一道通过望远镜观测星空,……好象他们早已从发现中得出了结论一样。”(同上,页105)似乎误解正在消除,信任正在建立。许多年后,爱因斯坦仍然对伽利略的罗马之行不以为然,伽利略“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他竟认为值得去顶着如此多的反对,企图把他已经发现的真理灌输给浅薄的和心地狭窄的群众,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页385)爱因斯坦似乎比伽利略更清高。

 

时间不长,风云突变。教廷最有权威的神学家、枢机主教贝拉明,本来与伽利略交情不错,然而,在他这里,“上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圣经》的原则是不可置疑的”。这个坚定的、“无私的”、“坚持原则”的神学斗士,他秉持的原则就是,“真理应当在圣经里,而不应当在天文学家的著作中去寻找。”(《宗教与科学》,页22)导致这场望远镜风波的并非单纯的宗教与科学问题,其中充满了诡计与反诡计,阴谋与反阴谋,说谎和侦察。宗教法庭终于作出决定,并由贝拉明向伽利略下达命令:“向教皇陛下和宗教法庭主教会议全体人员发誓,完全收回太阳是静止不动的、是宇宙的中心,而地球在运动的观点。并且从此以后不再以任何方式,无论是口头方式还是文字方式,坚持和讲授这一观点,或者为其辩护。”伽利略只能同意并承诺遵守这一命令。(《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23。以下简称《论战史》)

 

1623年,伽利略的朋友、红衣主教巴伯里尼当了教皇,称乌尔班八世,而伽利略的处境并未好转。1633年6月22日,在一个鼠疫流行的日子,年近七十且身体衰弱的伽利略,因长期观测天体,眼睛几乎失明,却被强制要求从佛罗伦萨到罗马接受第二次审判。他被宗教法庭以“重大异端嫌疑”之罪名,判处“终身监禁”。在严刑拷打的威胁之下,伽利略被迫双膝跪地,公开宣布:“我,伽利略,在我70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囚徒跪在诸位阁下的面前,双目凝视,双手抚摸着神圣的福音书,发誓放弃、诅咒和憎恨‘地动说’这种邪说及其错误。”(《论战史》,页126)罗素指出:“宗教法庭通过迫使这位当时最伟大的人物犯伪证罪,而维护了宗教和道德的利益。”(《宗教与科学》,页20)另一位英国学者伯里则认为,“历史的讽刺是显而易见的。”(《思想自由史》,页54)这次审判,是宗教的污点,也是科学的悲剧!

 

伽利略在宗教法庭的监控下,临终前,他在与家人的对话中说:“科学要和知识打交道,通过怀疑才能获得成功。……大多数人民被他们的国王、地主、教会先生禁锢在一种迷信和古老信条的珠贝色的云雾里,它遮盖着这些人的阴谋诡计。……人们从我们手里抢走望远镜,用它来瞄准他们的暴君。……人们对天体运动越来越清楚,而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的运动一直还是不明不白。”(布本,页121-122)“地球依然在转动”,是出于良好意愿杜撰的美丽传说,而布莱希特撰写的《伽利略传》本质上就是一部戏剧。

 

2017年《同舟共进》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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