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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过敏症

圣诞过敏症

 

安立志

 

今夜是平安夜。如同过去的几年一样,每到这前后,网络上、媒体上就充满了对圣诞节的挞伐之声。原单位有一个退休人员组成的微信群,满屏都是抵制圣诞的义愤填膺,又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又是“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等等,一群友称,上级有通知,不让过圣诞节云云,不知真假。作为高校退休人员微信群,出现这样的情况,的确不可思议。

 

去年此时,我曾撰文,对抵制圣诞的民族心理与文化心理作过分析。今年旧话重提,难出新意,只能聊一些常识性的话题。

 

抵制圣诞,极其表面的原因,因为它是外国节、西方节,而不是中国节、民族节。“文革”结束40年来,国门大开,在民间,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情人节、母亲节等外国节,渐次热络,反之,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清明节、重阳节等,却日渐式微。

 

圣诞节因系外国节、西方节,而被列为抵制之列。且不说外国的文化教育比如物理、化学,外国的科学技术比如网络、手机,外国的政治理念比如民主、自由,是否应当抵制,姑且限缩最小范围,是否意味着与西方、外国有关的节日与历法都在抵制之列?

 

比如,为何不去抵制同样与圣诞紧密相关的公元纪年?公元纪年,又称基督纪年,亦称西历和西元。如果说圣诞节以耶稣诞生之日为纪念之节,那么,公元纪年则是以耶稣诞生之年作为纪年之始,而每年的元旦即为耶稣诞生之年的开始之日。在公元历法中,耶稣诞生之后称为主的年份,耶稣诞生之前称为主前。在非基督教文化中,为了淡化其宗教色彩而改用“公元”多少年与“公元前”多少年的说法。而由西方创立的儒略历与格里高利历,早在明清之际,我国即已采用。两种历法精度不同,但均以基督诞生之年为起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公开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今天抵制圣诞节的理由,似乎冠冕堂皇,大义凛然,那么,何以对系出同源的公元纪年及其元旦不置一词?何以如此厚此薄彼?何以实行双重标准?何况公元纪年在新中国已被实行60多个春秋,而圣诞节的热闹也才不过几年的光景。抵制圣诞节比较容易,禁止圣诞树、圣诞老人等标志即可;假如抵制公元纪年,民国纪年是不能用了,难道我们要复辟黄帝纪年不成(有人确实提出过恢复黄帝纪年的倡议,比如公元2016年,应为黄帝纪年4713年)?

 

即使我们习以为常的星期日、礼拜天同样来自外国、来自西方。“礼拜天”的说法,则完全是宗教的产物,体现了全然的宗教仪式。《圣经》认为,上帝用六天创造世界万物,在第七天休息,这七天是从星期日开始的,第七天是星期六,所以犹太教以星期六为安息日;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国教后,因为耶稣是在星期日复活的,所以将礼拜日改为星期日。

 

谈到星期与礼拜,不能不提“七曜”与“星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不乏“七曜”和“星期”的记载。“七曜”似乎与天文天象有关。东汉术士谢夷吾传有载:“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厌率土之望……”(《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页1643)晋人荀勖有歌曰:“煌煌七曜,重明交畅。”(《二十四史全译·晋书》第一册,页525)“星期”则有男女情爱色彩。唐王勃《七夕赋》:“伫灵匹於星期,眷神姿於月夕。”(《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17)清人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则有:“附会星期,描抚月夕,比作人间欢爱。”(《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页142)不过在当时,“七曜”与“星期”与今天的“星期”并无关系。

 

现代史学家冯承钧引用法国学者研究敦煌文化的成果指出:“今人以七日为一星期,复以七曜名之,是欲溯‘星期’之源,须先考‘七曜’之说。……考吾国之数字,以三五之用为多,如三纲五常、三光五行之类是也。七数为用较少,惟西域之人常用之,如七死、七生、七难、七宝、七音是也。颇疑此七曜之说,来自西方。”(《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页43)考证的结果是,公元759年,“七曜”作为今日“星期”的记日方式,通过北天竺不空和尚《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从印度传入中国(同上书,页55-56)。在这部《宿曜经》中,日曜日是星期天,月曜日是星期一,火曜日是星期二,水曜日是星期三,木曜日是星期四,金曜日是星期五,土曜日是星期六。《宿耀经》在唐代通过日本留学生传入日本,日本至今仍然沿用以七曜为一周的称谓。

 

这就是说,在我国的历法中,举凡纪年与星期,远的前溯隋唐,近的上追明清,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且大都与宗教有关。西方文化进入我国,最初均以宗教为载体。佛教在汉代进入中国(有学者认为更早),此有洛阳白马寺“白马驮经”的记载为据;景教(基督教之分支)在唐代进入华夏,这有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这些来自西方的宗教文化,进入华夏的历程颇多曲折,既曾受到官方的宽容与保护,也曾遭受官方的摧残与毁灭。前者如汉明帝刘庄对佛教的引进,唐太宗李世民对景教的宽容;后者如历史上针对佛教的多次“灭法”行动,而对基督教的排斥,最有名的当属“康熙历狱”事件,所针对者也是西方的历法问题。应当指出的是,权臣鳌拜才是这起事件的决策者,恰恰是刚刚亲政的小皇帝玄烨(康熙),重用了西洋人士,采纳了西洋历法。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来自西方的历法与计时文化,已经融合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今人之声嘶力竭地抵制圣诞,何以其文化胸襟与民族气度反而不如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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