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过敏症

安立志

今夜是平安夜。如同过去的几年一样，每到这前后，网络上、媒体上就充满了对圣诞节的挞伐之声。原单位有一个退休人员组成的微信群，满屏都是抵制圣诞的义愤填膺，又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又是“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等等，一群友称，上级有通知，不让过圣诞节云云，不知真假。作为高校退休人员微信群，出现这样的情况，的确不可思议。

去年此时，我曾撰文，对抵制圣诞的民族心理与文化心理作过分析。今年旧话重提，难出新意，只能聊一些常识性的话题。

抵制圣诞，极其表面的原因，因为它是外国节、西方节，而不是中国节、民族节。“文革”结束40年来，国门大开，在民间，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情人节、母亲节等外国节，渐次热络，反之，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清明节、重阳节等，却日渐式微。

圣诞节因系外国节、西方节，而被列为抵制之列。且不说外国的文化教育比如物理、化学，外国的科学技术比如网络、手机，外国的政治理念比如民主、自由，是否应当抵制，姑且限缩最小范围，是否意味着与西方、外国有关的节日与历法都在抵制之列？

比如，为何不去抵制同样与圣诞紧密相关的公元纪年？公元纪年，又称基督纪年，亦称西历和西元。如果说圣诞节以耶稣诞生之日为纪念之节，那么，公元纪年则是以耶稣诞生之年作为纪年之始，而每年的元旦即为耶稣诞生之年的开始之日。在公元历法中，耶稣诞生之后称为主的年份，耶稣诞生之前称为主前。在非基督教文化中，为了淡化其宗教色彩而改用“公元”多少年与“公元前”多少年的说法。而由西方创立的儒略历与格里高利历，早在明清之际，我国即已采用。两种历法精度不同，但均以基督诞生之年为起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即公开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今天抵制圣诞节的理由，似乎冠冕堂皇，大义凛然，那么，何以对系出同源的公元纪年及其元旦不置一词？何以如此厚此薄彼？何以实行双重标准？何况公元纪年在新中国已被实行60多个春秋，而圣诞节的热闹也才不过几年的光景。抵制圣诞节比较容易，禁止圣诞树、圣诞老人等标志即可；假如抵制公元纪年，民国纪年是不能用了，难道我们要复辟黄帝纪年不成（有人确实提出过恢复黄帝纪年的倡议，比如公元2016年，应为黄帝纪年4713年）？

即使我们习以为常的星期日、礼拜天同样来自外国、来自西方。“礼拜天”的说法，则完全是宗教的产物，体现了全然的宗教仪式。《圣经》认为，上帝用六天创造世界万物，在第七天休息，这七天是从星期日开始的，第七天是星期六，所以犹太教以星期六为安息日；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国教后，因为耶稣是在星期日复活的，所以将礼拜日改为星期日。

谈到星期与礼拜，不能不提“七曜”与“星期”。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不乏“七曜”和“星期”的记载。“七曜”似乎与天文天象有关。东汉术士谢夷吾传有载：“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厌率土之望……”（《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三册，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页1643）晋人荀勖有歌曰：“煌煌七曜，重明交畅。”（《二十四史全译·晋书》第一册，页525）“星期”则有男女情爱色彩。唐王勃《七夕赋》：“伫灵匹於星期，眷神姿於月夕。”（《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17）清人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则有：“附会星期，描抚月夕，比作人间欢爱。”（《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页142）不过在当时，“七曜”与“星期”与今天的“星期”并无关系。

现代史学家冯承钧引用法国学者研究敦煌文化的成果指出：“今人以七日为一星期，复以七曜名之，是欲溯‘星期’之源，须先考‘七曜’之说。……考吾国之数字，以三五之用为多，如三纲五常、三光五行之类是也。七数为用较少，惟西域之人常用之，如七死、七生、七难、七宝、七音是也。颇疑此七曜之说，来自西方。”（《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中华书局，1958年，页43）考证的结果是，公元759年，“七曜”作为今日“星期”的记日方式，通过北天竺不空和尚《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从印度传入中国（同上书，页55-56）。在这部《宿曜经》中，日曜日是星期天，月曜日是星期一，火曜日是星期二，水曜日是星期三，木曜日是星期四，金曜日是星期五，土曜日是星期六。《宿耀经》在唐代通过日本留学生传入日本，日本至今仍然沿用以七曜为一周的称谓。

这就是说，在我国的历法中，举凡纪年与星期，远的前溯隋唐，近的上追明清，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且大都与宗教有关。西方文化进入我国，最初均以宗教为载体。佛教在汉代进入中国（有学者认为更早），此有洛阳白马寺“白马驮经”的记载为据；景教（基督教之分支）在唐代进入华夏，这有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这些来自西方的宗教文化，进入华夏的历程颇多曲折，既曾受到官方的宽容与保护，也曾遭受官方的摧残与毁灭。前者如汉明帝刘庄对佛教的引进，唐太宗李世民对景教的宽容；后者如历史上针对佛教的多次“灭法”行动，而对基督教的排斥，最有名的当属“康熙历狱”事件，所针对者也是西方的历法问题。应当指出的是，权臣鳌拜才是这起事件的决策者，恰恰是刚刚亲政的小皇帝玄烨（康熙），重用了西洋人士，采纳了西洋历法。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来自西方的历法与计时文化，已经融合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今人之声嘶力竭地抵制圣诞，何以其文化胸襟与民族气度反而不如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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