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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的乌托邦

王尔德的乌托邦

 

安立志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出生于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正因如此,在一些说明性的文字中,通常都称他是英国人。在文学上,王尔德确是天才,他以诗歌成名牛津,以小说轰动文坛,以戏剧征服英伦,在童话、散文创作上也极具天赋。不过,他短暂的一生,既有因才华横溢而众星捧月般的荣耀,也有因放浪形骸而声名狼藉的遭遇。因此,他也被称为唯美主义颓废派作家。即使如此,“二战”中同盟国三巨头之一、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温斯顿·丘吉尔,当被人问及如果可能的话,谁是最想在天堂交谈的人,他竟不假思索地回答——“王尔德”。

 

 

人们都知道,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空想社会主义有三个代表人物,即欧文、圣西门、傅立叶。其中的罗伯特·欧文就是英国人。在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也称乌托邦,而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正是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的滥觞之地。应当指出的是,乌托邦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理想,你尽可以批评这种理想如何不切实际,但乌托邦这个概念并无贬义。在王尔德之前,英国人托马斯·莫尔16世纪初出版了《乌托邦》(该书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这部著作不仅开创了此种社会思潮之先河,而且成为此一思潮的命名者。王尔德在世时,英国文坛开始流传两部反映乌托邦思潮的小说,即巴特勒的《乌有之乡》和莫里斯的《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在其后的岁月中,乌托邦思潮仍在英国乃至世界各地积聚发展。20世纪初叶则是社会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在乌托邦思潮的激荡碰撞之中,一股反对乌托邦的潜流也在积聚力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时风靡全球,两部著作的作者也都是英国人。

 

 

王尔德邂逅社会主义似乎有些偶然。据说,他应邀到威斯敏斯特宫出席了老朋友萧伯纳关于费边社会主义(即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演座。听了演讲不久,他就写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的著名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1891年2月。这首先说明王尔德的才情,然后,才能谈的上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身处英国的恩格斯在王尔德发表这篇论文的第二年,曾就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潮这样指出:“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95年,页431)在这种情况下,王尔德发表一篇以“社会主义”相标榜的论文其实很正常,甚至王尔德听信某种社会主义的传言,也并不奇怪。

 

 

王尔德憧憬甚至追求乌托邦,是他一直以来的思想基础。在他眼里,乌托邦如同中国古代的华胥之梦,中国近代的大同世界,西方世界的共产主义。因此,憧憬乌托邦,并没有什么难为情。他认为:“一幅不包括乌托邦的世界地图不值一瞥,因为它漏掉了一个人类永在那里上岸的国家。人类在那里登陆后,向外望去,看见了一个更好的国家,又扬帆启程。”(《王尔德全集》评论随笔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302。以下只注页码)他之所以憧憬或追求乌托邦,是因为乌托邦这个“更好的国家”如同远方的海市蜃楼,是人类“扬帆启航”的海岸和陆地。这个乌托邦在哪里呢?就在当时的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中。他写道:“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将带来的主要优势是:社会主义将把我们从不得不为他人而活的惨境中解救出来。”(页288)“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再有人住在臭哄哄的陋室里、穿着破衣烂衫、在无法生存而令人厌恶的环境中长大的病弱饥饿的孩子。社会安全不再会像现在这样依赖天气的变化,如果一场霜冻降临,我们不再会有十万名失业者流浪街头……每个社会成员都将分享全民的富足与幸福,……”(页289)前者指的是人际关系,后者指的是物质生活,似乎这是一个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桃花源”。

 

那么,他对社会主义有哪些憧憬呢?

 

 

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财产。王尔德基于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朴素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随便你叫它什么,将私有财产划归公共财富,用协作代替竞争,将恢复社会的良好状况,社会是一个彻底健康的有机体,保证社团每个成员的物质福利。”(页289)“用私有财产来缓和私有财产制度所带来的可怕罪恶是不道德的。这既不道德也不公平。”(页289)

 

应当说,“消灭私有财产”,在当时是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的共同标志,这也是当时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在王尔德这篇论文问世43年前,他的同时代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明确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政治纲领,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例如苏联和中国,也是这样干的。即以中国为例,不仅彻底消灭了私有制,真正实现了“一大二公”,甚至作为农民口粮田的“自留地”,或者为换一点零花钱卖几个鸡蛋,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必欲割之而后快。

 

王尔德认为私有财产不道德,要恢复社会的良好状况,就要把私有财产划归公共财富。私有财产带来哪些“可怕罪恶”呢?王尔德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财产赋予个人极大的名声,包括社会地位、荣耀、尊敬、头衔以及种种令人愉快的东西。”(页294)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阶级,富人比穷人更有教养。富人更讲道德,更理智,品行更端正。”(页297)这让他自己所说的私有财产带来的“既不道德也不公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社会层面,最大的不道德,应当体现在社会公众之间的不自由与不平等。而在这点上,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对计划经济颇有研究的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看得更深刻,他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01)哈耶克的分析是建立在苏联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一论断已经不是分析,而是情况介绍。

 

另外,王尔德讲的“划归”,只意味着社会财富的转移或分配,并未提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如果只是将“存量”的私有财产“划归”公共财富,这样的划来划去,只是社会财富“所有者”的变化,并未涉及“增量”社会财富的变化即社会财富数量与质量的增加。马克思认为,商品在流通过程中是不会产生剩余价值的,从而使整个社会失去了创造财富的生机与动力。这样的相互划归、强制剥夺,会出现什么局面呢?苏联曾经没收资本家、富农的财产与土地,中国也曾没收官僚资本的银行,赎买民族资本的厂房,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事实上,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未能“保证社团每个成员的物质福利”,而且都曾造成极其严重的人祸与饥荒,从而饿死了成千万上百万的和平居民。

 

王尔德不是经济学家,他在论文中没有提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没有提到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事实上,王尔德是鄙视体力劳动的,他指出:“体力劳动根本没有什么必然的尊严,绝大部分的体力劳动极端地羞辱人。从中找不到乐趣的工作对人的大脑和精神都有害,而很多劳动方式都是没什么乐趣的活动……所有那种工作都应该由一台机器来做。”(页301)然而,他又说,“人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机器的奴隶,人一旦发明一种机器来干他的工作,他就挨饿,……”(同上)体力劳动没有尊严,机器代替劳动人又成为奴隶,那该怎么办呢?

 

 

社会主义崇尚个人主义。王尔德一厢情愿地认为,社会主义“为了生活的充分发展以达到最高形式的美,还需要更多的一些东西,需要个人主义。”(页290)他甚至天真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具有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自身有其价值,就因为它通向个人主义。”(页289)他似乎特别厌恶利他主义,而对社会主义所奉行的个人主义心仪不已。“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被一种不健康的、夸大了的利他主义搞糟了——他们实际上是被迫在败坏自己的生活,他们发现自己被可怕的贫困、丑陋和饥饿包围着,……”(页288)

 

王尔德显然会错了意。当今世界,曾经和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主张的恰恰是利他主义,其所排斥的恰恰是个人主义。哈耶克指出,“社会主义是集体主义的一种,因而符合集体主义本身的一切东西也必定适用于社会主义。”(《通往奴役之路》,页38)德国学者德特马·多林在为哈耶克这本书撰写导言时也直截了当地指出:“社会主义只是‘集体主义的一个变种’。”(同上书,导言,页4)在此后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社会主义政权,其价值取向不仅不是什么个人主义,而正是王尔德深恶痛绝的利他主义或者集体主义。比如在我国,一度曾将集体主义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甚至无视自然规律,提出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荒谬口号。

 

王尔德认为,“废除了私有财产之后,我们就能有真正美好健康的个人主义。没人会在聚敛财物和象征财物的东西中浪费自己的生命。人们将有真正的生活。……而芸芸众生只是生存,再没别的了。”(页294)王尔德假如只是认为,人们在生活中整日沉溺于物欲,从而对生活失去进取心,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将生存与生活对立起来,甚至将私有财产视为个人发展的羁绊与障碍,显然是错误的。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的葬仪》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页374)王尔德指出:“对私有财产的重视真正危害了个人主义,人们被自身所拥有的财富所迷惑,个人主义因之黯然失色。个人财产使个人主义完全误入歧途,使他的目标不再是发展而是获取。”(页293)王尔德把“自身灵魂的完善”作为个人主义的标志,“他可能是个伟大的诗人,或是个伟大的科学家;可能是个年轻的大学生,或是荒野里的牧羊人;可能是个莎士比亚那样的剧作家,或是像斯宾诺莎那样考虑上帝的思想家;可能是个在花园里戏耍的孩子,也可能是个向大海里撒网的渔夫。”(页298)然而,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饥民或难民,又如何实现“自身灵魂的完善”?!且不说人们成为莎士比亚、斯宾诺莎需要诸多因素,私有财产得不到保障的人们,在动辄拆房、毁地,没收财产的制度体系之下,甚至成为牧羊人、渔夫亦不可得。

 

个人主义的存在,应以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这三大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为前提。三大权利相互联系、密切相关,而财产权是实现生命权、自由权的物质基础。没有财产权作基础的生存权和自由权是不可想象的,不仅个人的生存失去物质条件,个人的自由也失去了物质基础。《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茅椽蓬牖,瓦灶绳床” 并非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必要条件,而是以其曾经的“钟鸣鼎食之家,诗书簪缨之族”为其物质前提的。没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怎么可能深入表现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贵族生活。

 

台湾学者殷海光翻译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即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第八章的插评中指出:“财产私有,不仅为个人生活之所资,且为保障人格、气节、志趣、兴味、情操底必须条件。陶渊明之所以能赋‘归去来辞’,之所以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因他尚有‘将芜’之‘田园’。今日中国非全无陶渊明,但几无将芜之田园,于是不得不在拗逆志趣与夫大打折扣之条件下苟延残生。”(《到奴役之路》,台湾桂冠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0年,页80)

 

 

社会主义拒绝权力统治。王尔德是个作家,首先是个衣食无忧的作家,他的追求如同中国古代的隐士,他所希望的社会环境如同文学中的“桃花源”。他认为,“个人主义正是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而这样的社会主义,“必然是国家得放弃一切统治。”(页299)王尔德拒绝权力统治,首先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的,“最适合艺术家的统治形式就是根本没有统治。领导艺术家和艺术是荒谬可笑的。”(页313)

 

从我国60多年的历史来看,王尔德的看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1980年10月8日,我国著名电影演员赵丹逝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文章称:“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的确,外国的《资本论》,中国的《红楼梦》并非统治阶级的权力与统治的产物。就文化艺术的发展而言,赵丹的话可说是血的教训,然而,却引起了权力的反感——“有个演员临死还放个屁。”(2013年7月29日人民网“文史”历史秘闻)

 

王尔德的看法陷入乌托邦,是因为他得出了极端的结论——“任何管理形式都是失败。”(页299)“所有的权力都同样坏。”(页314)为什么如此绝对呢?因为“所有权威都非常地有辱人格。它降低施政者的人格,也降低受治者的人格。当权威被粗暴、大量、残酷地运用时,它产生的一个好处是创造出或无论如何引发出要消灭它的反抗和个人主义精神。”(页299)“除了自己的法律,它不承认任何别的法律;除了自己的权威,它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页296)拒绝所有的权力与统治,显然不足取,人类组成为社会,管理仍然是保障社会正常秩序与健全功能的基本机制。管理离不开权力,管理也就是统治。只不过王尔德没有看到,统治与权力也是各各不同的,既有独裁的权力,也有民主的权力;既有他制的权力,也有自治的权力。而王尔德将所有的权力简单化地归结为三类专制者,即“一种对身体施行专制。一种对灵魂施行专制。还有一种对身体灵魂都施行专制。第一种叫君主。第二种叫教皇。第三种叫民众。”(页314)从这一角度来分析,王尔德追求的个人主义有着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

 

1948年,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史基纳(1904-1990)曾出版过一部名为《桃源二村》的小说。他在虚构的乌托邦中,反对竞争,反对英雄崇拜,反对强人政治;从不鼓励个人成功学,因为“一个人的成功就代表另一个人的失败”;“桃源二村的创设史从不公开宣布,老一辈的人也不能享受特权”。这样的乌托邦在现实中竟能找到实例。丹麦的克里斯钦就是一个存在最久的乌托邦。在那里,你无法找出谁是这个社区的领导者,也无法见到什么创始人或灵魂人物。这个乌托邦,没有政权。没有领导,没有人可以单独代表克里斯钦。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拥有自己的个人自由,但无人拥有特权。(2014年11月5日澎湃新闻网《现存最久的乌托邦:没有领导者的无政府主义社区》)然而,这样的乌托邦,只能存在于克里斯钦,却无法成为可以复制的制度模式。

 

王尔德的思维是理想化的,他认为,“国家应是个自发的联盟,组织劳动、生产和分配必需品。国家制造有用的东西,个人创造美好的东西。”(页301)“应该让每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不能对他施以任何强制手段。如果有强制,他的工作对自由就没有什么意义,工作本身也不会有意义,对别人更不会有好处。”(页293)“毫无疑问,高压与强制是行不通的。一切组织都应该是自愿的。只有在自愿的组织里,人们才能心情舒畅。”(页293)可悲的是,他所憧憬的是倡导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对人没有任何强迫。相反,它告诉人不该忍受强加于他的任何强迫。它不迫使人都做好人。它知道没人管的时候,人都是好人。”(页316)他的社会理想是如此不切实际,正如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不仅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且是个人主义的对立物——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权力统治是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它不仅强制控制政治权力,还要强制控制社会财富,强制控制思想文化,甚至在这种政权之下,民众的基本生活也会随时感受到权力控制的阴影。

 

 

社会主义鼓励多元发展。王尔德主张个人主义,但他对个人主义的定义没有哈耶克清醒而严密,哈耶克认为,“个人主义在今天名声不佳,这个词和利已主义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但我们所说的与社会主义和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与这些东西没有必然的联系。”(《通往奴役之路》,页21)

 

在王尔德的辞典里,个人主义是个很可爱的东西,王尔德并不忌讳自私与利己这样的词汇。他指出,“照自己愿意的方式生活不是自私,让别人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才是自私。不自私就是不去管别人的生活,不干涉他们。”(页316)他下面的说法带有格言性质——“一株红玫瑰想做株红玫瑰不是自私。如果它希望花园里所有的花都既是红的又是玫瑰,才是自私的可怕。”(页317)王尔德的社会主义所主张的个人主义的“自愿”被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视为“自私”;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所主张的集体主义的“无私”,被王尔德视为“自私”。在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问题上,王尔德的逻辑拧了麻花。

 

他的这种说法让我想起他的同代人马克思关于花卉和色彩的说法,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一卷,页7)马克思批评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那是一个封建统治的政权。那么,马克思这一思想过时了吗?经历过“文革”或历次政治斗争的人士显然感同身受。无论如何,应当指出,王尔德在这一问题上,与马克思取得了相当多的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王尔德下面的论述:“自私总致力于在四周树立一种绝对一致的模式。不自私认为无限多样的类型令人愉快,它接受多样性,默许并欣赏多样性,……”(页316-317)从王尔德论述的角度,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主张多元发展的个人主义并不自私,真正自私的倒是那种强调绝对一致的集体主义。王尔德富于诗意地憧憬道:“人没有一种特定的模式。有多少完美的人就有多少种完美。一个人可以服从慈善事业的要求同时又保持自由,可根本没人能服从于一致性的要求而仍然保持自由的。”(页299)他批评“路易十四如何创造了现代政体,却毁坏了艺术家的个人主义,使事物在千篇一律的重复中变得可怕,在统治的一致性中变得可鄙,在全法国毁掉了所有表达的美好自由,……”(页315)毋庸讳言,王尔德的个人主义在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上,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50)的论断,至少是吻合的。

 

极权主义国家强调一致性,有各种表达方式,比如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等等。英国哲学家密尔曾这样描述古代中国的进程:“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个国族乃是一个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国族。……可是相反,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未动,……”,其原因“即在使一族人民成为大家都一样,叫大家都用同一格言同一规律来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85)哲学家的论述带有抽象的、概念的色彩,形象化需要文学家来诠释。

 

1920年代,俄国著名的反乌托邦作家尤金·扎米亚京描绘了一个未来的“联众国”,这个国家有一个举世无双的“无所不能者”,在他的治下,千千万万的“我”(个人)被消灭,变成了“我们”(集体)——“每天早晨,同一时刻,成百万个我们像六轮机一样精确地同时醒来。同一时刻,成百万个我们像一个人一样开始工作;然后,成百万个我们像一个人一样,又在同一时刻结束工作。同一秒钟,由时间表指导着,一百万只手被联并进一个单一的身体,我们同时将汤匙举到嘴边;同一秒钟,我们共同出门散步;同一时刻,我们齐步走进礼堂;同一时刻,我们一道进入泰罗式体操的大厅,然后在同一时刻,我们齐齐上床睡觉。”(《我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计划经济乌托邦的实质:“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理念水火不容的。”(《通往自由之路》,页195-196)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不可能容忍个人主义。

 

 

社会主义反对独裁主义。王尔德明确指出:“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行不通。因为现行制度下还有很多人的生活能过的比较自由、比较有感情、比较幸福,而如果在一种工业兵营式的制度或经济专制下,没有人再可能享有这样的自由了。”(页292)他的言外之意是清楚的,“现行制度”(即资本主义英国统治)下,许多人的生活是有自由与幸福的。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实行“工业兵营式”的政治独裁与经济专制,这些自由与幸福也会丧失,与其这样,这种社会主义不如不要。他继续论述道:“如果社会主义是独裁主义者,如果它的政府和现在的政府一样用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作武器,如果,一句话,我们将拥有的是工业专制者,那么,人类的最终处境会比最初境况更为糟糕。”(页290)

 

王尔德在世时,只存在社会主义思潮,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政权。王尔德认为社会主义拒绝独裁主义的憧憬,在其死后不到20年出现了相反的例证。1917年,苏俄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就曾公开论证建立独裁制度的必要性。列宁指出:“从当前特殊任务来看个人独裁权力的意义问题。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列宁选集》第三卷,页500)“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说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个人独裁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无疑是彼此相容的。”(同上书,页499-500)“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同上书,页594)

 

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创者之一,在政权建立前夕,就以嬉笑怒骂的笔法公开向世界宣布,“‘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475)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嘛!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王子今《1973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直言:我也是秦始皇》2012年4月9日凤凰网历史)毛泽东:“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

 

正是通过对世界上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分析,哈耶克才会指出:“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性质。奠定现代社会主义基础的法国作家们毫不怀疑,他们的种种思想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独裁政府才能付诸实施。”(《通往奴役之路》,页29)

 

王尔德的确具有语言和思维的天赋,他的论述也许是下意识的,“权力异常专制的一个后果,是话语完全被曲解了它原来恰当而简单的意义,而被用来表达它们正确含义的对立面。”(页316)他似乎不会预见到,这种方式恰恰是一切独裁主义者控制民众思想的基本技巧。对此,哈耶克不仅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而且提供了范例。他分析说,要达到人民认同并信服他们的价值体系的目标,“最有效的技巧,就是仍然使用旧的字眼,但改变这些字眼的意义。”(页150)“在这方面最惨的受害者,当然是‘自由’这个词了。它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凡是在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已经被消灭了的地方,都是用许诺给人民的某种新的‘自由’的名义来实现的。”(同上)“他所允诺给我们的‘集体自由’并不是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只是计划者对社会的为所欲为的无限制的自由。”(页151)他们剥夺了公民个人的自由,却往往代之以整个社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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