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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汉阴县国土局在大门口的“县委第七督导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征求意见箱”一侧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摄像范围正对准意见箱。所有人向该箱子投放意见材料时,均暴露在监控之下(2016116日人民网)。这是一只很特色的“麻雀”,值得解剖。

 

“意见箱”征求什么,当然是征求“意见”。既是意见,就不可能都是赞扬与歌颂,就不免批评与申诉。“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论衡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1749)为促进和改善工作,征求民众意见,以求矫治,而设立意见箱,的确不是汉阴国土局的发明,上古时期的尧帝就曾设立过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页423),汉文帝刘恒对此特别赞赏。这些设施大概是“意见箱”的滥觞与雏形。从史书记载来看,尧帝和文帝设立意见箱,征求民众意见的动机是真诚的,那就是虚心接受民众的意见和批评。

 

随着专制政体的成熟,统治者失去了基本的胸襟与雅量,意见箱的功能也就发生了变异。武则天当上皇帝,她设立的意见箱,在制作上已不复“旌”“木”之类的简陋与粗鄙,而是用精铜打造的叫做“匦”的设施。这个匦有四个入口,曰“延恩”、曰“通玄”、曰“招谏”、曰“伸冤”(《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页6437)。从形式上看,至少后面两个功能是允许检举与批评的。可惜武周时期,这种意见箱竟然成了动用国家权力鼓励告密的统治工具。

 

似乎武则天也知道,鼓励他人提意见然后又派人暗中监督,不啻政治丑闻,这不仅体现出心理的阴暗与狭隘,而且体现在政治的邪恶与阴谋。因此,武则天曾经专门下达指示,对于传统的舆论监督工具——登闻鼓与肺石,“不须设防,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同上书,页6433)。然而,政客都是靠不住的。这则指令下达不久,武则天就铸铜为匦了。

 

国外有学者指出:“若不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防范,手握权力之人就会将这些权力转变为对共同体其他人进行压制的工具。”(《卡尔霍恩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页8)在我国的政治设计中,以权力监督权力,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至于民众如何防范,也只剩下残缺不全的“权利”,受到诸多限制的信访即为其中之一。意见箱的设立体现了政府主动接受民众监督的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如果是真诚的,当然应当肯定。但像汉阴国土局这样,在意见箱侧设立针对民众的监控装置,既展示开明形象,又行使阴谋手段,其实质不是民众监督政府,而是政府监控民众。试想一下,如果有哪位不明就里的民众往意见箱中投递批评政府的信件与材料,岂不等于自投罗网。

 

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之初就曾指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将近四年了,这个指示落实怎样了?许多已经习惯不受监督的官员与机构,既不会将这一重要论断制定出政策,更不会将这一重要思想上升为法律。通过政策与法律限制政府自身的权力,对于当事官员来说无疑与虎谋皮。法国学者孟德斯鸠曾经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页154)最好的外科医生也无法对自身病变实施切除手术。汉阴国土局的做法,无疑于把民众“权利”关进笼子,而放任政府“权力”恣意妄为。

 

任何一项政治丑闻曝光,当事官员都会辩解。然而,政府的诚信并不由其论断的美好,承诺的郑重来确立。在历次政治学习中,一些机关都会设立意见箱,似乎表明他们虚心吸取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作风。无数事实证明,民主制度一旦沦落到民主作风、民主程序的地步,败坏的正是民主制度本身。在一些官员治下,本已民怨沸腾,意见何劳征求?群众看到的往往是权力的傲慢与无视。在意见箱侧设置监控装置,民众尚未感受到官员的虚心与诚意,首先感受到的却是对于引蛇出洞、险遭暗算的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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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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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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