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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蒙蔽的宋徽宗

受蒙蔽的宋徽宗

 

安立志

 

 

有人作过统计,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与未成气候的起义政权略去不计,从夏启到清末,中国曾经幸运地浸润过67个盛世王朝,也曾幸运地接受过446位皇帝的英明领导。

 

中国拥有几千年文明史,原因何在哉?那是由于中国皇帝总是“伟光正”的缘故,无论暴君、淫棍、弱智、呆瓜、孱头、市侩、僧道或婴孩,只要坐上九五丹墀,就一定是“圣主”或“明君”。这样的“拔尖人才”往往是“稀有动物”,于是皇帝们也总是自谦为“孤家”或“寡人”。

 

《水浒传》中的最高领导人,是北宋帝国的皇帝宋徽宗。这位赵官家,他的业余爱好——书法、绘画,可谓一代宗师,但其本职工作,即作为大宋帝国的领导核心,却当得一塌糊涂,他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奉一人,好大喜功,骄奢淫逸,到头来,父子二人被女真金国掳去,在冰天雪地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坐井观天,悲惨而死。北宋王朝毁在他手里,帝国疆土丢失大半,然而,这一切并不影响他的“伟光正”。他在台上被爱卿们尊为“圣上”,在他死后,其谥号竟长达18个汉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

 

所有拉杆子起事者,都会把现政权贬得一钱不值,只有如此才能赋予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宋江在梁山闹事也奉行同样的逻辑。不过,宋江的闹事旨在“替天行道”而非“改朝换代”,因此在评价皇帝时也就留有余地。宋江指出:“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第七十一回)施耐庵仍觉未能达意,在该书结束时专作“旁白”:“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第一百二十回)这意思很清楚,皇上是“至圣至明”的,他所以“暂时昏昧”,是受了奸臣的蒙蔽。

 

“文革”初期,“受蒙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话题。当时,虽然有“受蒙蔽无罪”的提法,但是,“受蒙蔽”毕竟不是正面评价更不是高度赞扬,“受蒙蔽者”总不能算是清醒的政治家或者革命者,深究起来,总有头脑简单,意志薄弱,反映迟钝,眼睛不亮,辨识不明的若干涵义。正因如此,“受蒙蔽”一语,谈论普通群众尚可,论及宋徽宗这样的最高领袖就有些不相宜,于是,两处引文都给皇上加上了“至圣至明”的政治前提,意在强调即使“昏昧”也是“暂时”的。何况在当时,尚在烽燧报警,旌木建言,铜匦告密的时代,既无“内部参考”,又无“动态清样”,更无网络信息。从这个意义来看,宋江关于“云开见日”的用语,极见功力。毕竟是当今圣上,虽然太阳暂时会被乌云遮闭,但乌云无法永远遮挡太阳。因此,敬爱的赵佶同志仍是宋江等辈伟大的领导人。

 

在小说中,关于宋徽宗的受蒙蔽,有两个典型情节,故事都发生在120回本的后50回。先说第一次。宋江急于招安,不择手段,竟然用金银打通东京妓女李师师的关节,利用皇上外出偷情的枕席关系,试图向皇上一诉衷曲。燕青果然等来了面睹天颜的千载良机,居然见到了被称为“道君”的风流皇帝。他向皇上回顾了两次招安均因奸臣作弊而失败的经过,又汇报了童贯、高俅两次进攻梁山均遭惨败的消息:“童枢密引军到来,只两阵,杀得片甲不回。高太尉提督军马,又役天下民夫,修造战船征进,不曾得梁山泊一根折箭;只三阵,杀得手脚无措,军马折其三停,自己亦被活捉上山,……”(第八十一回)皇上听罢,深感意外,感叹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贯回京时奏说:‘军士不服暑热,暂且收兵罢战。’高俅回京奏道:‘病患不能征进,权且罢战回京。’”这一切都说明,皇上的确是“受蒙蔽”。李师师劝慰道:“陛下虽然圣明,身居九重,却被奸臣闭塞贤路,如之奈何?”天子嗟叹不已。由此可见,“至圣至明”的皇上,其见识竟然不如妓女。尽管次日上朝,赵佶斥责这几个奸臣:“都是汝等妒贤嫉能,奸佞之臣,瞒着寡人行事!……都是汝等不才贪佞之臣,枉受朝廷爵禄,坏了国家大事!”(第八十二回)然而,也仅仅止于斥责而已,这些误国奸贼仍然是徽宗陛下的股肱之臣。而且指责的对象仅限于“汝等”,好象与作为皇帝的自己毫无关系。

 

再说第二回。宋江等人南征方腊,大军凯旋。朝廷论功行赏,幸存的梁山旧部,总算衣锦还乡。按照宋江的说法,此时的皇上大约总算“云开见日”了吧。然而,朝廷的庆功大会刚刚闭幕,朝廷的奖章奖牌刚刚颁发,朝廷的任命通知刚刚下达,在宋江等人高高兴兴到新单位报到之时,却仍然未能逃脱“乌云”罩顶的悲惨结局,宋江、卢俊义、李逵被羼入毒药的御酒毒死,吴用、花荣在宋江坟前上吊殉死。当宋徽宗得知已经迟到的消息后,他在百官面前责骂两个肇事贼臣高俅、杨戬:“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另外两个奸佞蔡京、童贯担心物伤其类,急忙求情:“人之生死,皆由注定。省院未有来文,不敢妄奏。昨夜楚州才有申文到院,臣等正欲启奏。”书中说,上皇终被四贼曲为掩饰,不加其罪。(第一百二十回)

 

从逻辑上说,“受蒙蔽”总是被动的,因而是无辜者;“蒙蔽者”才是主动的,因而是作恶者。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且不说在实际运行中被动、主动的相互易位,作为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受蒙蔽”往往是心甘情愿的主动选择,而这是人性的弱点决定的。《水浒传》中的高俅,只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虽然会来几下吹弹歌舞、相扑踢球,但缺乏基本的仁义礼智、信行忠良,虽然董药商不喜,苏学士不爱,但他却受到皇亲国戚——王都太尉的青睐,更是受到时为端王、后为皇帝的赵佶的抬爱。就是这样一个破落浮浪、帮闲买笑、无德无行的人物,居然被宋徽宗抬举为北宋王朝高级军事机关的负责人。(第一回)在以上两个事件中,高俅都是首恶。宋徽宗对以高俅为代表的这些欺君罔上的贼臣是如何处理的呢?前者止于斥责,后者未加其罪,朝廷爵禄照享,朝廷权杖照行。这说明,昏君与佞臣原本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如果说宋徽宗受高俅之蒙蔽,在小说中载有明文,那么,蔡京作为“宣和六贼”之首,他对赵佶的影响小说中并无详细记载。徽宗当政期间,蔡京当国四次,长达17年,曾官拜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太师、魏国公,权倾天下。一个平庸守摊,昏庸无能,既无胸襟,又无胆略的太平天子,佞臣的“蒙蔽”极易发挥作用。徽宗受蔡京之蒙蔽,带有主动接受的性质。蔡京当国期间,兴花石纲,建延福宫,筑万岁山,极力满足徽宗皇帝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之私欲。《宋史》载:“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疏斥正士,狎近奸谀”,几乎是专制统治者之通病。宋徽宗既不是晋惠帝司马衷式的白痴,也不是吴末帝孙皓似的暴君,蔡京是如何蒙蔽宋徽宗的呢?“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上有骄奢淫逸之君,下有投其所好之臣,这样的政权不亡,真是天理不容!正如元人脱脱在《徽宗本纪》之后写下的感叹:“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当权者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天祥正照“风月宝鉴”,喜欢赏心悦目,颂歌盈耳,喜鹊报喜的,如过江之鲫;喜欢暴露问题,批评错误,乌鸦报忧的,却寥寥无几。英明如唐太宗,魏征的劝谏批评、建议提醒,虽然于国有益,毕竟心里不受用,李世民能够虚怀若谷,才有“贞观之治”。高明如清乾隆,刘墉与和珅,或直或佞,或喜或忧,兼收并蓄,各尽其用,却为后“康乾盛世”留下了隐忧。历代统治者更多的是喜欢报喜,欢迎报喜,欣赏报喜,奖励报喜;更多的是不喜报忧,害怕报忧,拒斥报忧,惩罚报忧,这就为自己的“受蒙蔽”提供了思想与心理基础。当权者正是在这种乐悠悠、色迷迷、暖洋洋、软绵绵中“受蒙蔽”的。被动的“受蒙蔽”尚且如此可怕,而主动的“受蒙蔽”,如同鸦片的吸食者,虽知最终有害,至少享受一时,以致至死不悟。

 

宋徽宗将自己的“受蒙蔽”归因于蔡京、高俅、童贯、杨戬等人,此之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至少在北宋末年,报喜不报忧已经成为社会公害。书中的宿太尉,在宋江眼里,是朝廷的清官,梁山的贵人。然而,他向宋江出借金铃吊挂之后,由此导致的华州失陷,太守被杀,军民死伤的重大事件,他是如何向朝廷报告的呢?宋江人马刚刚撤离,他“便叫本州推官动文书申达中书省起奏,都做‘宋江先在途中劫了御香、吊挂,因此赚知府到庙,杀害性命’。”(第五十九回)罪在贼寇,本官无责,这与今天的每逢灾厄,都是“百年未遇”,是同一路数。呼延灼率兵围剿梁山泊,他是如何对待战争胜负的呢?呼延灼初战告捷,随即差人前去京师报喜。当使臣问到被梁山俘虏的彭玘将军时,呼延灼道:“为因贪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第五十五回)不问时不说,问到时辩解,这与曾国藩的“屡败屡战”有何区别?

 

当权者的主动“受蒙蔽”,与下属扮演主动的“蒙蔽者”,上下互动,各为其利,这样的联姻是可怕的。整个社会充满了瞒骗编辩、捂盖遮掩、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痈疽在焉,视而不见,病入膏肓,为时已晚!宋徽宗对于蒙蔽他的蔡京等人始终未作处理,直到皇帝换班才将蔡京查办。宣和六贼的倒台,不仅伴随着宣和时代的结束,而且伴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宋徽宗的“受蒙蔽”,代价实在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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