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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究竟在哪里?

梁山泊究竟在哪里?

 

安立志

 

梁山泊究竟在哪里?回答这一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至少包含以下四个问题,今天的梁山泊在哪里?历史上的梁山泊在哪里?宋江的根据地在哪里?人们心里的梁山泊在哪里?

 

今天的梁山泊在哪里?作为一个地理问题,回答起来可以很简单。梁山泊在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其遗存水域在鲁西南的梁山、郓城、东平等县间。10几年前,我与同事去济宁调研,济宁市总工会的同行用一句话概括该市的文化格局——“东文西武”。所谓“东文”,指济宁东部的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所谓“西武”,是指济宁西部的水泊梁山(也就是《水浒传》宋江的根据地)。其实,我们脚下的梁山,只是一座不高的小土丘,既不雄伟,也不险峻。站在土丘上举目四望,并不见什么满目芦花,茫茫烟水,更别说什么“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了,映入眼睑的,只有平畴四野,村落炊烟。不知道原来的“宛子城”、“蓼儿洼”什么样,土丘上确有“聚义厅”、“忠义堂”、“黑风口”、“断金亭”、“宋江马道”等山寨景点。不过,这些山寨都是“山寨”版。听说这些年,当地有关部门又“山寨”了更多的山寨景点。

 

历史上的梁山泊在哪里?是一个史料问题,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查资料。北宋时期没有山东省,更没有济宁市。《水浒传》中柴进对林冲说,梁山泊是济州府管下的一个水乡。这个济州府在大宋帝国版图上隶属京东西路。“梁山泊”(也称“梁山泺”)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资治通鉴》: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北宋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黄河溃决,“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宋史·卷九十一》)各方史料证明,北宋晚期,梁山泊的水域最阔、水势最大。金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因“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金史·食货志》)。千年以降,由于黄河多次决口改道,加之泥沙沉积,“八百里水泊”早已不复存在,梁山周围的辽阔水域变成了广袤耕地,真可谓沧海桑田。关于梁山泊的变迁,《辞海》的注释比较权威,梁山泊“本系大野泽的一部分,五代时,泽面北移,环梁山皆成巨浸,始称梁山泊。从五代到北宋,多次被溃决的黄河水灌入,面积逐渐扩大,北宋熙宁以后,周围达八百里。入金后河徙水退,渐涸为平地。元末一度为黄河决入,又成大泊,不久又涸。”在梁山泊水势全盛时期,一些文人墨客来此泛舟畅游,饮酒赋诗。北宋诗人苏辙诗云:“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尘泥污车脚,莫嫌菱蔓绕船头。谋夫欲就桑田变,客意终便画舫游。愁思锦江千万里,渔蓑空向梦中求。”(《和李公择赴历下道中杂咏十二首梁山泊》)苏辙在诗后留一短注:“时议者将干此泊以种菽麦。”这其实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编造的一则政治笑话:“王荆公(安石)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矣。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一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邵氏闻见录》)

 

宋江的根据地在哪里?则是一个文学或学术问题。应当说,宋江“史有其人”。据聂绀弩先生考证,《宋史》中如《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都曾提及宋江。不过,在这些史料中,宋江是“淮南盗”,且行踪不定,时而淮阳,时而京东,时而江北,时而齐鲁,时而河朔,并无根据地,只是“流寇”而已,最后被张叔夜在海州擒获归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史料没有一处提到梁山泊。在宋末元初的话本与笔记中,如龚开(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其中数人出现在后来的《水浒传》中,如卢俊义、燕青、戴宗、穆弘、张横等。作者对这六人的描述,名下都有“太行”字眼。即使以《大宋宣和遗事》为依据,同样充斥着矛盾,其中就有“上太行山梁山泊落草为寇去了”的说法,从今天的地理来看,太行山与梁山泊相距将近千里。杨戬是北宋末年权奸之一,从其“政和四年,拜彰化军节度使”始,到“宣和三年,戬死”为止,此人曾有这样一项“政绩”:“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戬,立法索民田契,……度地所出,增立赋租。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宋史·杨戬传》)注意其中的时间界限,从政和四年到宣和三年,宋江在梁山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包含在这一时期,比如武松打虎在政和年间,排座次在宣和二年,受招安在宣和四年。也就是说,《水浒传》中的梁山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宋史》中的梁山泊,却在朝廷的正常管辖之下,朝廷官员还在巧立名目盘剥和榨取梁山泊资源。此时的梁山泊不仅没有宋江,连其他强盗也没有。正因如此,所谓宋江等人在梁山泊的根据地建设,不过是施耐庵的文学虚构而已,换句话说,梁山泊与宋江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不要小看了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作用。宋江等人的故事,在元杂剧中成为常见话题,加之明代文人的加工与创造,最终形成了《水浒传》这部小说。此后的人们,由于深受《水浒传》的影响,不由分说将宋江与梁山泊联在一起,如同人们往往把《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历史一样,谁要指出宋江与梁山泊没有关系,似乎倒缺乏常识。

 

人们心里的梁山泊在哪里?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这要从一则史实说起。清初有一位官员,名叫曹玉珂,陕西富平人,“政尚廉平”,“为政有循声”,大约算个清官。即使在当时,宋江等人是否梁山好汉?梁山泊又在哪里?也存有异议。康熙六年(1667),曹玉珂调任寿张,上任之初,就对梁山地理做了实地考察,并写了一篇《过梁山记》。与我们初登梁山时一样,曹玉珂此前对梁山的种种认识,也是来自《水浒传》。不过,曹玉珂处事极有见解,他对《水浒传》的情节就持有疑义:“往读施耐庵小说,疑当时弄兵潢池者,不过数十百人耳。宋势虽弱,岂以天下之力不能即奏荡平。”他认为,《水浒传》把宋江等人描写的“贼势浩大,不可抵敌”,应该是“作者讥宋失政”,故意夸大其词,“其人其事,皆理之所必无者。”至于史书对宋江有零星记载,他认为,宋江等人之所以成为朝廷心腹大患,也许由于梁山泊之特殊“地利”。他想像,梁山“必峰峻壑深,过于孟门、剑阁,为天下之险,若辈方得凭恃为雄。”然而,一当他登上梁山,眼前境况却大出意外——“浏览其山,塿然一阜,坦首无锐。外有二三小山,亦断而不联。村落比密,塍畴交错。居人以桔槔灌禾,求一溪一泉不可得,其险无可恃者,……”

 

他可能对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调研不放心,于是深入群众了解实情,从而深化了感性认识,一是梁山地理“险不在山而在水也”。二是当地父老对梁山旧事如数家珍不过“多与《水浒传》合”。曹玉珂对其说法并不全信,“闻之否否”而已。旁边一位“围观者”的议论引起了他的注意:“道君(宋徽宗)用朱勔、高俅之徒如恐不及,若辈又各进其党,摈贤弃才。道德诗书之儒隐泉石,而肥豚强毅果敢之夫,不安贫贱,复用刑辟,相率揭竿。”他似乎在分析宋末动荡的社会原因,即“官逼民反”。接下来,他又揭示了社会动乱的某些规律:“梁山之泊不在鸟道沮洳,而在乎象魏阙庭。”这个说法很接近金圣叹的观点——“乱自上作”。因此,“俅、勔柄用后,平川旷野无地非梁山之泊。”在他看来,梁山泊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标志,只要社会恶化到一定程度,不一定非有华山之险、泰山之雄,“平川旷野”到处都可成为“梁山泊”,用现在的话说,到处都有反抗的民众,到处都有革命的火种。正如黄山谷(庭坚)所指出:“险易之实关人心,不关山川”。真是振聋发聩、入木三分!“梁山泊”不在高山大川,而就在人们心里。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历史启示。曹玉珂不是糊涂官,对此竟深表赞成,“余是其言,因题于壁。”(清康熙《寿张县志》卷八《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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