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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号”考

 

 

 

《“劝进”考》一文草毕,在核对引文时,在百度上发现了“劝进碑”,而且图文并茂。进一步查阅得知,“劝进碑”也叫“上尊号碑”(确称为《魏公卿上尊号奏》),与“受禅碑”(确称为《受禅表》)一起,作为曹丕篡汉的历史证据,至今仍然矗立在河南临颖县繁城镇的受禅台边。看来“劝进”与“尊号”的确有关系,都是皇权社会的政治文化或政治礼仪。因此,对“尊号”一事作些说明,并非毫无意义。

 

 

从一般意义来理解,尊号就是尊称或崇敬褒美的称呼。看过一篇报道——《媒体盘点朝鲜军衔:金日成父子有1200多头衔》,其中包括:伟大领袖、天赐大将军、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家、我们星球的卫士、世界所有杰出将军中最杰出的元帅、21世纪的北极星、人类智慧的化身……(2015年11月12日凤凰资讯)无论古代与现代,我国也有这种情况,比如,“皇太后”前面的“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祟熙”一长串美好辞藻,“毛主席”前面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都属于尊称或崇敬褒美的称呼的一般范畴。当然,这些尊称,与普通人的习惯和常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不同。不同之点有三,一是这些文字描述的是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或功勋,具有特指性、独占性、权威性、庄严性,贩夫走卒、平民百姓根本没有资格使用这些词汇;二是在个人的姓名前面添加繁多的歌功颂德的词汇,往往出现在“以一人治天下”的封建极权社会;三是在封建皇权社会,这些被称为“尊号”的辞藻,如何恭上,如何采进,如何冠名,有一套复杂的程序与仪式。在《清史稿》中就有《上尊号徽号仪》。这说明,尊号确实有着普通民众难以理解的非同寻常的身世。正因如此,《辞源》对“尊号”的定义简洁而明确:“尊崇帝、后的称号”。这说明尊号只能为皇帝所专用。古代帝王,有种种不同的称号,比如尊号、徽号、谥号、庙号等,尊号(有时称徽号)通常适用于在世的帝王,则是有确切史据的。

 

 

尊号起源于何年何月,其说不一。一般有秦源与唐源两种说法。秦源说是中唐政治家陆贽提出的。他在《重论尊号状》中指出,在上古时期,被后人广为尊崇的三皇五帝,“皇”“帝”二字,只用其一。而夏、商两朝的开创者禹、汤,则不敢以“皇”“帝”自称,只是谦称为王。“古之人君称号,或称皇、称帝,或称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后代因之。”而“嬴秦德衰于殷周,而名窃于羲皥,兼皇与帝,始总称之。”(《陆贽集》,中华书局,2006年,P409)也就是说,秦始皇是将“皇”“帝”合并起来、加以独占、以作为最高统治者尊号的第一人。从广义来看,皇、帝合用,本身就是秦朝的尊号。

 

 

唐源说。自秦至隋,历代帝王,除少数几个没有掂清自身斤两的领导人,都是沿用秦始皇的办法,将皇帝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尊号,不需要在“皇帝”二字之前增加任何修饰用语。据马其昶注韩愈《贺册尊号表》称:“尊号之称,始自开元,至是遂以为故事云。”(《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P620)唐朝特色的尊号制度,其实早于开元时期。唐朝第三代领导核心唐高宗李治,顺武后之意自称“天皇”,中宗从韦后之欲,自号“应天”,都比唐玄宗“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的尊号要早。如果说,高宗的“天皇”与中宗的“应天”体现的只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甚至只是皇宫强势女人的意志,那么,从唐玄宗之后,尊号就已经成为一种正式的皇家礼仪。这种尊号的特征是,把皇帝作为一种职务,而在职务前面叠床架屋堆砌过多的华丽辞藻。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的确非常自负,他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如果只沿用前代的名号,根本无法体现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地位与不世功勋,“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暴君与奴才,是独裁制度的双生子。有狂妄的君主,就不缺谗谀拍马的佞臣。李斯等大臣立即逢迎上意,奏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味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P236)岂知秦始皇根本看不上“泰皇”这个名堂,直接表态:“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同上)这就是金口玉言,这就是口含天宪,一句话把古代三皇五帝的全部荣誉尊号戴在自己的王冠之上。这个被称为虎狼之秦的暴君,其真实目的并非致力于什么统一大业,他建立的不过是嬴政家族的“家天下”而已,请看他的表白——“自今以来,……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同上)2000多年后,中国的封建皇权制度名义上因辛亥革命中断了香火,而朝鲜半岛北部的那个世袭政权,也算得到了真传。

 

 

在唐代,无论后世的皇族,还是历史学者,无人贬低唐高祖李渊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恰恰是这二人,在世时从未在“皇帝”之外给自己上什么尊号。随着大唐的兴盛,后世的一些皇帝开始忘乎所以,根本算不上英明领袖的唐高宗李治,自称“天皇”(虽然出于武后的意思),这说明,至少在唐代,中国就有了“天皇”的头衔。日本的“天皇”是否系从中国引进,则大可怀疑。及至武则天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不再满足至高无上的“皇帝”之称,不知是她旨在打破男权社会对“牝鸡司晨”的鄙视,还是她确实认为“皇帝”已不足以体现其九五之尊的身份与地位,于是,她竟然在“皇帝”这个职务前面码上尽可能多的尊贵字眼。垂拱四年(688),她为自己加尊号“圣母神皇”;天授元年(690),又加尊号“圣神皇帝”;长寿二年(693年),再加尊号“金轮圣神皇帝”;天册万岁元年(695),复加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当年九月,更加尊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神龙元年(705),其子李显即位,又为她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的尊号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她在天册万岁元年,就去除了刚加的“慈氏越古”四字;久视元年(700)五月,则将“天册金轮大圣”的尊号全部删除。这说明,武则天处理尊号带有随意性,尚未形成稳定的礼仪与制度。

 

 

唐玄宗李隆基是个复杂人物。这是一个开创“大唐盛世”、创造“开元之治”的励精图治的皇帝,又是引发“安史之乱”、导致盛唐转衰的皇帝。自以为权力已经稳固,自以为创造了不世功业,自以为有了历史地位,于是有些飘飘然,骄傲起来,政治上,固步自封,不思进取;生活上,骄奢淫逸,纸醉金迷;追求上,浮名虚誉,好大喜功。他似乎特别在意这些虚浮的尊号。明代王三聘曾称:“开元以后,宰相率百官上尊号,以为常制。”(《古今事物考》,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P42)也就是说,皇帝生前把加尊号制度化、礼仪化、固定化,唐玄宗才是始作俑者。有统计称,玄宗在位先后加尊号六次。先天二年(714),先加尊号“开元神武皇帝”;开元二十七年(739),再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年(742),又加尊号“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天宝七年(748),复加尊号“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八年(749),再加尊号“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十三年(754),更加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李隆基的尊号由最初四字加至十四字。最终形成了“饰词+皇帝”的尊号模式,这种模式至少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北宋文人范祖禹曾以“主骄臣谀”概括了尊号的产生机制。(《唐鉴》,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P78)尊号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与皇家礼仪,牵涉两个相关的主体,一方是自我感觉良好,热衷浮名虚誉的最高权力,一方是时刻揣摩上意,一味邀宠献媚的谗佞官员。《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56年)是北宋年间由官方编纂的大型文学类书,上起萧梁,下迄五代,选录文章近两万。其中涉及尊号的文章非常集中。既有下臣关于尊号的表奏,又有皇上批答尊号的诏书。其作者有许多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士大夫,比如,李峤、苏颋、李德裕、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裴光庭等人。在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到,皇帝在群臣上尊号的鼓噪中,有的半推半就、欲迎似拒,“先典不可以固违,群情不可以屡阻,与其牢让而繁饰,不若纳规而狥公。遂抑至怀,勉从来请,顾惟不称,兢惕殊深”(同上书,P2379),有的是假模假式,“伟大谦虚”,“过为溢美,频上鸿名,谅多丹赤之诚,殊非药石之爱。……强我懿号,不若使我为有道之君;加我虚尊,不若居我于无过之地。宜罢来请,用副乃怀。”(同上)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尊号盛行,皇帝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下臣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韩非子》所谓“齐桓好服紫,一国尽紫服”;《墨子》所谓“楚王好细腰,宫女多饿死”,这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示范效应。作为矛盾次要方面的下臣,情况或有种种,或者真心爱戴,或者权力崇拜,或者逢迎献媚,或者顺情自保,或者从众心理。极权制度具有生产奴才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英国学者罗素曾经引用尤金·莱昂斯的一段话,对此作过精辟分析:“集权的专制统治,必须通过一个被授权的‘人的机器’以发生作用。这个‘人的机器’就是一个等级官僚制度的金字塔。每一级的人对上级卑躬屈节,对下一级则傲慢专横。”(《权力论》,罗素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P236)因此,在封建皇权制度下,出于承旨逢迎,邀宠献媚的动机,从而表现为尊号方面的热衷、积极与主动,以获得皇权的赏识,或者混个一官半职,是其主要因素。

 

 

柳宗元是一个特例。他是一个职务不高的官员,却是一个名声远播的文人。在政治上,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在文学上,他曾致力于批评时政。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与寓言,思想犀利,文笔生动,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良心。然而,在“永贞革新”失败后,身为礼部员外郎的柳宗元被一贬再贬,贬往今属湖南、广西的边远蛮荒之地,任职永州司马、柳州刺史等职。柳宗元在贬黜期间,仍然心系朝廷,心系皇室,并积极参与为其迫害者——唐宪宗上尊号的活动,元和十四年(819),他向朝廷上《礼部贺册尊号表》(据考证,“礼部”二字不确)称,“皇帝陛下,圣神之功,贯于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P937)“立极之大,四海无以报神功;配天之尊,万物不能崇圣德。”(同上,P936)他如此论述为皇上加尊号的必要性,“唯有徽号,是彰中兴,所以上探天心,下极人欲。”他奉承宪宗皇帝,乃“万人所称,百蛮所仰,表圣德于率土,播天声于无疆。”(P934)如果这些不过是极尽谗言献媚,那么,他在《第二表》中就有些自轻自贱了,“陛下德达上玄,以丰臣之衣食;道跻寿域,以延臣之岁年。”(同上书,P939)意思是说,他的衣食与寿命,都是皇帝赐予的。因此,他的被贬,在逻辑很有一些“娘打儿子”的意思。如果说他写下的“亿兆嗷嗷,吁天请命”,“儿童感化,鳏寡知恩”,“沐浴皇风”有点令人齿冷的话,那么,他在《为耆老等请复尊号表》中竟然写下了“况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同上书,P943)几乎就是“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天大地大不如皇帝恩情大”的文言版了。柳宗元之所以如此,当然应当考虑其作为封建士大夫的时代局限,然而,其折损气节,污损清操,表达出如此卑贱、媚态的言论,也许只有其身处逆境、绝望之中的自救行为所能解释。

 

 

处于同一时期的韩愈,在政治与文学的地位上,与柳宗元大体相当。元和十四年(819),身为刑部侍郎的韩愈,在朝中向来以敢于直言谏诤,敢于坚持原则而著称,因为上表谏阻朝廷迎佛骨,触怒皇帝,死罪虽免,活罪难赦,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身在贬所,仍然积极上书宪宗皇帝以《贺册尊号表》,歌颂皇上“众美备具,名实相当,赫赫巍巍,超今冠古。”“功崇德巨,天成地平,宜加号于殊常,以昭示于来代。”(《韩昌黎全集》,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四年,P460)这位遭受朝廷迫害的正直官员与著名文人,身处逆境,何以仍然对皇帝无怨无悔,忠心耿耿,这从韩愈的诗句中可以得到解释:“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同上书,P13)“天王”永远是“圣明”的,“天王”是不会犯错的,有罪的永远是臣下。这样的逻辑,在韩愈之前,有西汉的贾谊,“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唐·王勃《滕王阁序》)在韩愈之后,有当代的邓拓。被毛泽东批为“死人办报”、“书生办报”的邓拓,成为“文革”浩劫的首批殉葬者。走投无路之际,他在遗书中仍然虔诚地写道:“我的这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原题《“文革”殉难者邓拓》)

 

十一

 

官员给统治者上尊号,当然也有利益的算计。政治权力、荣誉地位,最终都会落实到物质利益,比如封妻荫子,比如衣锦还乡,等等。在我国,权力与利益,往往密不可分,于是就有了“权利”这个词。权力是公权,权利则是私权。在新莽解体的战乱中,刘秀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成为争夺皇位的最大潜力股。当此之际,以孙纯为首的将领鼓动给刘秀上尊号,不过,这里的尊号还包括劝进其当皇帝的意思。建武元年(25),“诸将议上尊号”。“……行到南平棘(今属河北赵县),诸将复固请之。光武曰:‘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诸将且出。’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纯言甚诚切,光武深感,曰:‘吾将思之。’”(《后汉书》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年P14-15)耿纯与刘秀的这段对话,揭示了尊号徽光遮蔽下的利益关系。这一关系,非常现实。在皇图已固之时,尊号不过是浮名虚誉;在金戈铁马之际,尊号则无疑于旗帜号带,它带给人的是,前进的方向,胜利的目标,利益的指向。因此,在特定情况下,尊号还是通过“攀龙鳞,附凤翼”以满足物质利益的导向机制。不要以为热衷上尊号者都是溜须拍马的精神需求,他们追求的其实是十分实际的赏赐与官职。

 

十二

 

即使在热衷尊号的唐代,也有一些理性、明智之士,清楚地看到尊号制度的弊端。中唐政治家陆贽,曾经两次上书唐德宗李适,对尊号盛行的政治风气提出异议。他在《奉天论尊号加字状》中指出,“窃以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谦冲;袭乎丧乱之时,尤伤事体。”(《陆贽集》,P406)唐德宗时期,已无复盛唐气象,由于藩镇叛乱,李适曾被迫出京流亡。正因如此,陆贽才会婉转地批评皇帝,当此“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际,陛下诚宜深自惩励,以收揽群心,痛自贬损,以答谢灵谴,岂可近从末议,重益美名,既亏追咎之诚,必累中兴之业。”(同上书,P407)他直接批评一些热衷邀宠献媚的官员,“臣子之心,务崇美号。虽或增累盈百,犹恐称述未周。”(同上书,P406)臣子向皇上上尊号,如同精神行贿。这些浮名虚誉,恰如精神鸦片,时间既久,就会欲罢不能。他在《重论尊号表》中进一步指出:作为皇帝,不仅不应“崇其号”,甚至应当“损其名”,这是因为“人主轻重,不在名称。崇其号无补于徽猷,损其名不伤于徳美。然而,损之有谦光稽古之善,崇之获矜能纳谄之讥,……”“与其増美称而失人心,不若黜旧号以祗天戒。” (同上书,P409)应当说,唐德宗在安史之乱后李唐政权迅速衰亡的过程中,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他多次采纳陆贽的重要意见,而且为挽回军心、民心不惜痛下“罪己诏”。这个“罪己诏”大概属于“损其名不伤于徳美”的范畴。

 

十三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从政生涯,曾历经四届皇帝。北宋初期,沿用了唐代的尊号制度。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司马光曾就尊号盛行的政治现实加以谏阻。他对于尊号的立场。主要体现在《请不受尊号札子》这一文献之中。他首先批评那些热衷上尊号的官员:“今者又有佞臣建议,请上尊号,其为欺蔽上天,罔诬海内,孰甚于此。”“此皆群臣谄谀之罪,陛下岂得不省悟而深思哉!”“当此之际,群臣宜劝导陛下,以祗畏天命,勤恤民隐,克己谦约,博求至言,以消复变咎,延致善祥。”他对皇上的建议是,“以圣意止群臣所上表章,却尊号而勿受,更下诏书,深自咎责,咨谋四方,广开言路,求所以事天养民,转灾为福之道!”他甚至通过赞扬皇上曾经的正确做法而提出规劝,“况陛下向者郊礼之前,辞尊号不受,天下称诵盛徳,至今未已,然则是弃虚名而得实名,舍虚美而取实美也!于陛下何损焉?”最后,他提醒皇上,应当警惕一些官员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阳奉阴违,“诚见近日群臣,皆以言为讳,入则拜手稽首,请加鸿名,出则错立族谈,腹非窃笑,终无一人为陛下正言,……”(《历代名臣奏议》,台湾学生书局,中华民国五十三年,P3693)

 

十四

 

尊号之于皇帝的君王之尊、无限权力,如同奢华皇冠上的点缀,并非所有皇帝都看重这些浮名虚誉,也并非所有皇帝都像唐玄宗那样对这种虚饰如此在意。宋神宗赵顼当了18年皇帝。在其任职的前10年,朝中大臣就曾5次上尊号,无一例外,均被驳回。在前几次的批示中,赵顼先是表示谦虚,“继天理物,常惧弗任。”“揣寔揆时,朕犹不敢。”“被此鸿名,有惭面目。”继则反感虚浮,“过见褒崇”,“以事虚饰”,“崇溢美之华辞,欲加我虚名之饰”。再则指斥谗谀,“反务谀悦,妄称功德之隆,甚非忠且直也。”“未闻有自耀其功德,大为名称,以动天下之听。”(《大宋诏令集》,P17-18)赵顼在拒绝了一轮又一轮的上尊号之后,元丰三年(1080)干脆直接下达诏令:“……因时制名,用配其实,何必加崇称号以自饰哉!……朕承祖宗之休,宅士民之上,凡虚文繁礼悉已革去,而近百司群辟,犹或时以称号见请,虽出于归美报上之忠,然非朕所以若稽先王之意。自今每遇大礼,罢礼部上尊号。”(同上书,P18)如果说。唐玄宗开创了上尊号的制度基础,那么宋神宗则开创了拒绝尊号的制度基础。由于人心深处的无边欲望,名利对于人们具有天然的诱惑力,因此,宋神宗拒绝尊号的制度伴随着北宋的灭亡就结束了,而唐玄宗实施尊号的做法,至少持续到20世纪。

 

十五

 

另一个不务虚名的封建皇帝当属清代的康熙皇帝,即爱新觉罗·玄烨。他曾先后八次拒绝群臣上尊号的请求。玄烨执政前期,以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两大事件为标志,奠定了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群臣纷纷上奏,要求给玄烨上尊号,被其拒绝。他指出,“今乱贼虽已削平,而疮痍尚未全复。……若遂以侈然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可耻也。”(《康熙政要》,华文书局,P626)一些官员误以为这是玄烨的谦让,再次上奏。玄烨批曰: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并强调指出,“今吏鲜洁清之效,民无康阜之休。……倘复上朕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何尊荣之有?……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乃朕实意,非粉饰之词也。自今以往,大小臣工各宜洗心涤虑,砥节励行,休养苍黎,培复元气。……不必再行陈请。”(同上书,P628)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收复。群臣以“皇帝指授方略,剿抚兼行,海贼遂尔向化,神功盛德,超越千古。非加上尊号,无以慰臣民仰戴之愿”,再起上尊号之奏。玄烨同上次一样,坚决拒绝。他说:“治天下之道,但求平易宜民而已,何用矜张粉饰?”(同上书,P630)康熙六十年(1721),鉴于皇帝“以七十岁寿考之圣人,为六十年太平之天子”,群臣上疏建议上尊号为“圣神文物钦明濬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玄烨回答:“诸臣奏请庆贺六十年,朕心实为不怿。……从来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此乃历代相沿陋习,特以欺诳不学之人主,以为尊称,其实何尊之有?……微贱无耻之徒,谓举行庆典,必有殊恩,邀望非分。……这所奏庆贺,无益,不准行。”(同上书,P639-640)玄烨不仅讽刺上尊号不过是 “历代相沿陋习”,而且批评热衷此道的一些人是“邀望非分”的“微贱无耻之徒”。

 

十六

 

  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上尊号碑”,人们多数已不明其来历,也无意探究,研究其历史意义者更少之又少。这通石碑在河南临颖的田野里历经寒暑,风吹日晒,其实在北宋时期就有人注意到了,并在其著作中记下了观感,他就是北宋另一位身兼政治家与文学家的人物——欧阳修。他写道:“右《魏公卿上尊号表》,唐贤多传为梁鹄者,今人或谓非鹄也,乃钟繇书尔,未知孰是也。呜呼!汉、魏之事,读其书者可为之流涕也!其巨碑伟字,其意惟恐传之不远也,岂以后世为可欺欤?不然,”(《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P2155)在欧阳修眼里,碑文究竟为何人所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通石碑并非曹丕创立魏国、登基皇极的丰碑,而是一些野心家争权夺利、野心膨胀的耻辱碑。这通石碑记录的并非魏文帝曹丕的丰功伟绩,而是所有野心家权力倾轧、尔虞我诈、鱼肉人民的秽史。这块石碑的存在,对于所有野心家都是一种警示,“不知耻者,无所不为乎!”才是其史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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