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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进”考

 

安立志

 

 

 

1980年前后,历史学者王春瑜先生针对“文革”期间涌现出来的封建专制色彩浓厚的现象与提法,钩沉索隐,追根溯源,创作了《“万岁”考》、《“语录”考》、《说皇帝》、《说宰相》等文史小品,做了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对当时的拨乱反正发挥过特殊作用。他的《牛屋杂俎》(成都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多篇此类作品。翻一下该书目录,似乎没有关于“劝进”的材料。笔者史学造诣不足,只就阅读所及,作一些粗疏的说明。

 

 

“劝进”一词在《辞源》有二义,即鼓励、促进;劝即帝位。在史书上,“劝进”最早出现于西汉末年新莽时期:“几上下同心,劝进农业,安元元焉。”(《二十四史全译·汉书》,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P2097。以下只注书名及页码)而南朝梁时的《劝进梁元帝表》(《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56年,P3113),这二者都符合《辞源》的第一义项。第二义项的“劝进”即劝进帝位,直到东汉三国时才出现。魏晋六朝时,篡位之君每假“禅让”、“受禅”之名夺取政权。当让国“诏书”下达后,又假模假式,故作逊谢,使下属再三劝进,从而构筑登基的台阶。曹丕代汉,司马炎代魏,被《三国演义》称为“依样画葫芦”。前者有侍中刘廙率群臣奉表劝进;后者有司空郑冲率群臣劝进。当然也有外族入侵﹑皇统中断,大臣上表宗室劝其即位以继承皇统者。晋愍帝为匈奴首领刘曜所杀,刘琨等联名劝进琅邪王司马睿即位,大抵属于这一类。

 

 

有了“劝进”的行径,就有了“劝进”的文本——“劝进表”。“劝进表”就是揣摩上意之人,给得势的统治者荣登大宝的劝进文书。劝进表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志在夺权的强人评功摆好,歌功颂德,并进而论证其争权夺利的必要性、正当性、现实性与紧迫性。笔者视野有限,翻阅史书,见到的“劝进表”正式文本,最著名的当属三国末期的阮籍和东晋初年的刘琨的“劝进表”。这两个文本之所以著名,是因其均出之当时著名文人的手笔。劝进表如同强人跃居九五之尊的台阶与梯子。有了这劝进表,那些强人才会就阶上驴,借梯上房,理直气壮,名正言顺。

 

 

人们熟悉三国时孙权对曹操的劝进。曹操杀华佗之后,一日忽报东吴遣使上书。此时的曹操,虽然疾病缠身,仍然不失政治家的清醒,他取书拆看:“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曹操观毕大笑,出示群臣曰:“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这不是要把老夫放到火炉上烤吗?此事见于该书第七十八回“治风疾神医身死传遗命奸雄数终”。曹操不枉一世枭雄,他不肯跳到孙权预设的陷阱。

 

 

在《三国演义》这段叙述中,并没有出现“劝进”的字眼,这段故事可说是有“劝进”之实,而无“劝进”之词。不过,在《三国志》中却有“劝进”曹操的记载。建安十八年(213)五月,汉帝封曹操魏公,曹操“前后三让”,荀攸、夏侯惇等文武官员“劝进曰”:“明公独辞赏于上,将使其下怀不自安,上违圣朝欢心,下失冠带至望,忘辅弼之大业,信匹夫之细行,攸等所大惧也。”(《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P40)这说明,有关帝位的“劝进”,的确肇始于曹氏父子。不过曹操拒绝了帝位的“劝进”,接受了魏王,且以周文王的角色自许。

 

 

曹操死后,其子曹丕则实践了全本的“劝进”程序,最终在他手里终结了400多年的刘汉政权,成为魏国的开国皇帝——魏文帝。对于曹丕的劝进,《三国志》有很多记述。而“百度百科”上关于刘廙的劝进表,却十分可疑,其中许多文字与东晋刘琨的劝进表有重合之处,而后者则是正史原载的版本。刘廙等人的劝进,发生在汉延康元年(220),劝进表阐述的理由,不外乎曹丕代汉,是上应天意,顺应时势,比如,“天之不泯,诞生明圣,以济其难,是以符谶先著,以彰至德。……而灵象变于上,群瑞应于下,四方不羁之民,归心向义,……”天意如何体现呢?许芝的论述是这样的:“孝经中黄谶曰:‘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这两句应‘曹丕’二字)。……易运期谶曰:‘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这两句应‘许昌’二字)。……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此应“魏王”二字)”(《三国志》,P63-64)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些话光怪陆离,荒诞离奇,充满迷信色彩,但在当年却是庄严郑重的。曹丕称帝的整个劝进过程,不过是强权与谀臣配合上演的双簧。当然,他的演技还是相当高明的,充分体现了领导人的“伟大谦虚”。他的篡汉,不仅因为群臣的反复劝进,而且因为汉献帝的反复禅让。从表面来看,曹丕是在汉献帝三次让贤、万般无奈地情况下才无奈接受帝位的。

 

 

三国群雄,有样学样。既然劝进曹丕而建立魏国,刘备、孙权也步其后尘。建安二十四年秋,刘备由于马超(由于其在体制内职务较高,故排位在前)、诸葛亮等120余人的劝进,已经做了汉中王。当得知曹丕称帝的消息后,许靖、诸葛亮等800余人又劝进刘备称帝。这些劝进表,除了那个年代不得不尔的“称述符瑞,明征图谶”之外,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强调刘备继承刘汉政权的合法性。“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三国志》,P888)强调其一脉相承,强调其根正苗红,是其基本论据。于是刘备于建安二十六年(公元221年。其实“建安”年号已于二十四年废止)正式即皇帝位。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刘备建国的国号名称为“汉”,刘备死后的谥号为汉昭烈帝。黄龙元年(229),孙、刘再度结盟,盟约中以吴、汉互称,就是明证(《三国志》,P1135)。至于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军队居然打着“蜀”字旗,显然是错误的。

 

 

孙权是三国巨头中称帝最晚的一个。黄龙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劝权正尊号。”(《三国志》,P1134)可见,孙权登上帝位也经历了劝进的程序。曹丕篡汉建立魏国,刘备擅自继承汉祚,都未成为各方接受的统一政权。因此,孙权称帝并建立吴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魏之曹丕、汉之刘备、吴之孙权,虽然都经由劝进程序,而分别登基称帝,但在《三国志》中,都没有使用“劝进”一词。“劝进”作为一种政治“程序”,在魏晋南北朝的确频繁出现。比如,劝进南朝宋武帝刘裕:“于是陈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台群臣并上表劝进,犹不许。”(《南史》,P23)再如,劝进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及慕容垂死,谦上书劝进。”(《北史》,P584)作为一种政治程序,直至唐代仍然发生过不止一次劝进事件。隋义宁二年(618)五月,萧造等人“奉皇帝玺绶于高祖(李渊)。……百僚上表劝进,至于再三,乃从之。”(《旧唐书》,P6)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亡入川,裴冕劝进唐肃宗,“凡劝进五上,乃依。”(《旧唐书》,P2785)就是例证。

 

 

宋代诗人邓林《刘阮》诗云:“试看劝进表,何似酒德颂。”(《全宋诗》第6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P42034)民国诗人柳亚子也诗称:“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柳亚子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P129)二人都提到阮籍的劝进表。阮籍的劝进表,正式名称是《为郑冲劝晋王笺》。曹魏景元四年(263)十月,“司空郑冲率群官劝进”司马昭接受“晋公”的封号。这篇劝进表,并非出之郑冲的手笔,而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作品。劝进表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司马昭的文治——“翼辅魏室,以绥天下,朝无阙政,民无谤言”;司马昭的武功——“榆中以西,望风震服,羌戎东驰,回首内向”,“威加南海,名慑三越”,“殊俗畏威,东夷献舞”。以下就是对司马昭的直接“马屁”了——“元功盛勋光光如彼,国士嘉祚巍巍如此”,“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尧舜),明公盛勋超于桓文(齐桓公、晋文公)”,在此情况下,“受兹介福”,接受封赏,是当仁不让的事情,只有如此,才能“朝服济江,扫除吴会(灭吴);西塞江源,望祀岷山(灭蜀)”(《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P51-56),以实现统一大业。关于这封“劝进表”,还有一段轶事,“会帝(司马昭)让九赐,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沉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晋书》,P1108)正因如此,邓林之所以扬刘贬阮,扬刘伶的《酒德颂》贬阮籍的《劝进表》,“阮步兵之笔”一旦与“司马昭之心”联系起来,如同陈布雷之于蒋介石,在魏晋那个特别注重清名与声誉的年代,总是有损令名的。

 

十一

 

刘琨是南北朝时期的名士和闻人,“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就与此人有关。同时代的文学理论家刘勰赞赏他“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下,齐鲁书社,1982年,P370)而且对其撰写的“劝进表”青睐有加:“刘琨《劝进》,……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同上书, P18)在晋愍帝刘邺被前赵(匈奴政权)首领刘曜杀害之后,西晋灭亡。晋建武元年(317)六月,刘琨等180人上表劝进司马睿(后即晋元帝)登基。这份劝进表如同阮籍的劝进表一样,是史书上不可多得的完整文本。其中,对司马睿的歌功颂德,是当然的主旋律,“明并日月,无幽不烛,深谋远猷,出自胸怀。”“玄德通于神明,圣姿合于两仪,应命世之期,绍千载之运”,是其当皇帝的必然性,“四海想中兴之美,群生怀来苏之望”,是其当皇帝的现实性,至于这180人能否代表“四海”与“群生”并不重要。“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谁!是以迩无异言,远无异望,讴歌者无不吟讽徽猷,狱讼者无不思于圣德。”(《全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P1144-1145)“群众基础”如此雄厚,司马睿如果不顺应民心,荣登大宝,全国人民也不答应。值得注意是其中的两句格言,其一为:“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其二为:“前事之不忘,后代之元龟也。”前者是“多难兴邦”的滥觞,后者是“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的嚆矢。

 

十二

 

劝进曹丕篡汉,劝进司马昭篡魏,劝进李渊篡隋,都是山河易主、江山换姓的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是中国历史的常态。改朝换代有不同方式,比如宫廷政变式、武力颠覆式、外国占领式、谀臣劝进式等。改朝换代虽有“改”“换”之名,但并非所有的改朝换代都有进步意义。作为一条历史规律,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十三

 

劝进登基,作为封建皇权传承的一种形式,随着满清王朝的终结,本来已经成为政治化石。谁也不曾想到,在已经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土地上,也就是在整整100年前,皇位劝进的丑剧再度粉墨登场。不过,袁世凯称帝,与魏晋时也有不同,其借口不再是古代的上合天命,征应河图,而是“国情”与“民意”。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专门雇佣美国人古德诺与日本人有贺长雄为其制造中国“国情特殊”,不适合共和制度的舆论,又支持筹安会为其啸聚奔竞,组织形形色色的请愿团为其虚张声势,包括乞丐、妓女在内的请愿团,以人民团体的名义,手持各色旗帜,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俯顺民意。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为了确保“官二代”的权益,最终成为太子或皇储,专门伪造了一张《顺天日报》,制造全民盼望皇帝的虚假民意。袁世凯死前骂这个“坑爹”的儿子“欺父误国”,并不算推卸罪责。袁世凯授意各省将军与巡按使上“推戴书”,文字竟出奇一致,其中都有如下45字:“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文海出版社,P10)在确定所谓“国民会议代表”时,筹安会代表团1915927日指示各省,电文标题即为“各县代表事实上虽系指定,形式上仍需推举”(同上书,P4)。本系指定,却说“推举”;本系内定,却说选举,这种手法一直延续至今。

 

十四

 

袁世凯似乎有意模仿魏文帝,装腔作势,假装推辞,19151211日下午,御用的“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第二次呈递长达2600余字的推戴书,再次劝进袁世凯称帝。这种“推戴书”其实是20世纪的“劝进表”,其内容无非盛赞袁世凯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烈”,并以民意幌子,对袁世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处处为袁世凯劝进与辩解:“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北洋军阀》第二卷,武汉出版社,P1005)借口民意,强奸民意,好象袁世凯复辟帝制是人民群众的广泛意志。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袁世凯遂于1212日发表接受帝位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子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同上)为了“救国救民”,为了顺应民意,只好当皇帝了。袁世凯正式接受推戴,复辟帝制既成事实以后,由其控制的“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于1221日电告各省,“此次国体问题文件除关于法律规定外,一律查明烧毁”。(《袁世凯伪造民意纪实》,P12)伪造民意,黑箱操作,做贼心虚,以致于斯!

 

十五

 

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对袁世凯行径的揭露可谓淋漓尽致:“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其丑态秽声播于社会者,何啻千百万事,……”(《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三,P104)而“此一出傀儡戏,全由袁氏一人独演。”(同上书,P99)对于袁世凯假冒民意的行径,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抨击道:“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同上书,P100

 

十六

 

袁世凯19151212日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种倒行逆施遭到举国反对,以致众叛亲离,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于1916312日宣布撤销帝制。191666日,袁世凯因病不治而亡。袁世凯死后,从社会各界反映来看,如此劝进也极其不得人心。

 

原本是袁世凯部下的冯国璋送给袁世凯这样一副挽联:

 

劝进有书,劝退有书,葩经云:进退维谷;

造祸由己,造福由己,太上曰:祸福无门。

 

另有佚名人士戏挽袁世凯:

 

总统府,新华宫,生于是,死于是;

推戴书,劝进表,民意耶,帝意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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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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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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