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报》1月30日“今副刊”刊登了石钟山先生的《寻找英雄》，文章评论了军旅文学的低谷状态。军旅文学与英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如此，文章呼吁，“我们需要这样的英雄，民族需要这样的英雄。”这也许就是该文“寻找英雄”的题旨所在。然而，如果我们不是一般地去理解英雄的表层涵义，而是全面理解英雄的历史与文化意义，“寻找英雄”似乎并无多少迫切性。由于文章提到“中国的四大名著，其中有三部作品都是成功塑造了英雄形象，流传于世。”因此，本文试作一点必要的考释。

“英雄”本来是动植物，之后才引伸到人群中。三国时人刘邵曾指出：“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人物志》，中华书局，2009年，P93）那么，到底什么人才算“英”“雄”呢？他指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同上书，P93）他进一步阐释：“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同上书，P94）这的确属于高标准，即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也只能是“英”而不能称“雄”，而“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则只能称“雄”而够不上“英”，叱咤楚汉风云的人物，够上“英雄”的只剩下刘邦、项羽二人了。而在曹操那里已不再“英”“雄”异名。他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正因英雄的标准高不可攀，曹操才会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至少在此时，曹刘似乎并非“不可一世”了。　　

然而，上述诸例论及的只是英雄的内涵，并没有对英雄的作用作出界定。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曾引用三位西方学者的观点，分析了英雄之于历史发展之作用。苏格兰史学家加莱罗（Carlyle，现译“卡莱尔”）笔下的英雄不是凡人，而是“神人”，是“神而降为人”。而美国文学家耶马逊（Emerson，现译“艾默生”）眼里的英雄，则是“人神”，也非凡人，是“人而超为神”。这二者与《寻找英雄》一文批评的当前一些军旅文学、影视作品的“剧中人要么是神仙，要么是疯子；把战争当游戏来写，把军人做成神话人物”，庶几近之！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的看法与前面二者不同，他首先否定英雄之存在，“谓英雄之势力，初无是物”，即使存在英雄，也只是民众的一分子，其作用也只是民众意志之集成。李大钊认为，无论将英雄视为“神人”还是“人神”，都是“为专制政治产孕之思想，今已无一顾之值。”只有“托氏之论，精辟绝伦，足为吾人之棒喝矣。”（《民彝与政治》，载《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P156） 　　

李大钊先生在近百前就曾指出：“盖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同上书，P157）见之于历史文化层面，英雄崇拜，洇润浸染，其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同上）其实，英雄崇拜作为一种社会情结，既是文化的产物，也是制度的产物。威权政治与立宪政治是对立的，而威权政治往往英雄辈出，典型遍地，何以故？这与威权政治的人治色彩有莫大关系。既是人治，就必然强调个人形象、个人影响、个人威望，而这种形象、影响、威望并非唾手可得，于是就需要制造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个人光环，而实施这样的“工程”并不简单，文过饰非，隐恶扬善，移花接木，凌空蹈虚，涂脂抹粉，重塑金身之类的手法司空见惯。　　

一部二十五史，是一部人治史，也是一部英雄史。无论本纪、世家、列传，无非都是历代“英雄”（其实是帝王将相）的“起居注”。20世纪初叶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一些以威权主义为特征的政治实体，尽管其政治哲学也在强调“奴隶创造历史”，甚至在口头上将人民捧上云端，但在实际上，无论其政治史或其组织史，几乎都变成了无一例外的“英雄史”，字里行间大都是英雄人物的高瞻远瞩和嘉言懿行；而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英雄人物的塑像、画像、雕像遍布城乡。日积月累，反复沉淀，这个社会就如同“大雄宝殿”，上面是巍峨壮观的庄严佛像，下面是虔诚匍匐的芸芸众生。　　

　　20世纪前十年，李大钊就经历了王朝坍塌、共和草创与皇权复辟三大历史事件，因此，他在这篇以抨击袁世凯的洪宪复辟为矢的的论文中，十分警惕英雄政治，他强调指出，“盖迷信英雄之害，实与迷信历史同科，均为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所当力自湔除者也。”并提醒世人，“国家之事，经纬万端，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举，圣智既非足依，英雄亦莫可恃，匹夫之责，我自尸之。”（《李大钊全集》第一卷，P158）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他这些思想，却是与《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精神完全一致的。既然如此，何必寻找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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