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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怀当如赵光义

 

赵光义就是宋太宗。小时看连环画,总认为宋太宗是昏君,正是他,庇护潘仁美,陷害杨家将。长大才知道,宋太宗地位比较尴尬,秦皇汉武他沾不上边,唐宗宋祖没他什么事。他只是北宋第二任皇帝,而非北宋“第二代”领导核心。他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弟,为避皇兄之讳,赵匡乂更名为赵光义。他登基后,为免因避讳而“走光无义”,又改名赵炅。

 

赵光义其实是一位有作为的领导人。在他任内,并吴越、取漳泉、灭北汉,一统华夏。虽然北伐契丹、南征交趾(今越南)遭遇挫折,毕竟促进了国家统一。在内政上,他扩大科举取士,修纂大型类书,限制节度权力,确立文官政治,为赓续三百多年的宋祚奠定了基础。

 

当然,讨论中国的开国皇帝不能以美国的开国领袖华盛顿、杰斐逊作参照系。在皇权体制下讨论赵光义的施政,如同发掘古墓,虽然于国无补,毕竟聊胜于无。

 

宋太宗赵光义与唐太宗李世民经历有些近似,登基之前,都曾经历金戈铁马。当上皇帝后,除了战事,更多的是国家治理。“马上得天下”与“马上治天下”是两码事。赵光义不同于晋惠帝那样的白痴,然而,以“一人治天下”,智慧和经验毕竟有限,因此,开明的帝王就有了集思广益的必要。

 

有宋一代,官制沿袭唐制,比如拾遗、补阙,大抵源于武则天时期。赵光义认为,只是拾遗、补阙还不够,必须从职责上予以加强和充实。端拱元年(988)二月,赵光义即改左右补阙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宋史》,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年,P66)司谏与正言显然不同于拾遗、补阙,其职责是,对朝廷的阙失,大事廷争,小事论奏,赋予其对中央决策公开批评和质疑的职责和权力。这已经超出了集思广益的范畴,体现了一定的批评监督的性质。不特如此,揆诸北宋,还有谏议大夫与谏院之设。如果说唐代魏征的直谏,主要以个人责任感为基础。那么,宋代一批著名谏官的崛起,则取决于制度的保证,从而对皇帝的“乾纲独断”实施一定的规劝与提醒。

 

为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当年三月,他又下达诏书,批评一些身负“职在箴规,任司献替”的监督官员“尚于宴安”、“多于拱默”,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因循而备员”,“尸旷以何堪”),要求这些监督官员就中央施政阙失提出意见和建议,举凡“政教之堙郁,典章之缺漏,国蠹民瘼,悉当上言,无有所隐。”(《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P650)应当指出的是,赵光义鼓励官员直言、敢言是有确定范围的,那就是“堙郁”的政教,“缺漏”的典章,甚至“国蠹民瘼”,并不包括论证其如何正确,阐述其如何伟大。歌功颂德、阿谀奉承,根本不存在敢不敢的问题。

 

汉武时代,枚乘、东方朔之辈,都因谀文或美言(“徒以作赋”、“敢肆大言”)得到提拔,受到宠信。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无德文人,以论证朝廷英明正确为职业,以歌颂皇上伟大光荣为专长,目的只为邀宠献媚,干名采誉。针对这一问题,淳化五年(994),赵光义下诏,鼓励京朝、幕职、州县官员对“时政阙失,民间利害”直言极谏,禁止上述人员以“献诗赋、杂文”(这里的“杂文”,当然与鲁迅式的杂文无关)为名,报喜不报忧,对朝廷无原则的歌颂与吹捧。应当说,在这一问题上,赵光义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欣赏前者——“难进易退者,贤达之令猷”;他鄙夷后者——“自衒自媒者,士女之丑行。”(《全宋文》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P357)

 

赵光义的执政风格不仅载于正史,在当时一些文人撰写的野史或笔记中也有反映。南宋朱弁记下这样一件事。淳化年间,雍丘(今河南杞县)尉武隆越级上书,建言“乞裁宫人”。这个地方官大概认为,国家机关公勤人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赵光义对宰相谈起此事:“小官敢论宫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内庭给事二百人,各有执事,而洒扫亦在其中,若行减省,事或不济。盖疏远之人所未谙耳。”这段话,一方面对基层官员敢于批评中央予以肯定,同时又指出,基层官员不了解上面的实情,国家机关只有200名公勤人员并不算多,因此他反映的问题并不属实。一个地方官,情况不明,妄议中央,该当何罪?宰相更认为,此事应“以妄言置法。”如此处理,赵光义并不同意,他指出:“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2年,P182)赵光义还是十分看重身后名节的——如果我以言论治人以罪,后人会如何看我呢!据朱弁介绍,“宰执皆惭服”。不以言罪人,反映的只是赵光义个人的胸怀与气度,这与现代政治所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相比,值得肯定之处仅仅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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