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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啄木鸟逐出森林

 

安立志

 

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啄木鸟也是鸟,且有“森林医生”之称,在古代诗文中多有它的形象。有趣的是,古诗中的啄木鸟,多是拟人化的,比如,唐人陈标的“丁丁向晚急还稀,啄遍庭槐未肯归。终日与君除蠹害,莫嫌无事不频飞。”(《全唐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3153)北宋魏野的“千林蠹如尽,一腹馁何妨。”“岂同闲燕雀,唯解占雕梁。”(《钜鹿东观集》,清抄本,卷九)

 

唐宋诗人对啄木鸟的评价,大多是赞赏或叹息,是因为从啄木鸟身上看到了某种人生际遇。不过,真正将啄木鸟拟人化而且比附为政治人的则是北宋的梅尧臣。他曾创作了两首以啄木鸟为题的诗,一首名为《啄木》,只有四句:“中园啄尽蠹,未肯出林飞。不识黄金弹,双翎坠落晖。”(《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P115)另一首较长,名为《彼吟》(同上书,P91)两首诗描写的都是啄木鸟式(即啄木鸟)的政治人物的坎坷命运。而这首长诗虽然在时序上晚于《啄木》,但其刻画更为生动,思想更为深刻,情感更为热烈。在他笔下,啄木鸟是一种令人同情与激愤的正面形象。为便于叙述,全诗照录:

 

断木喙虽长,不啄柏与松。松柏本坚直,中心无蠹虫。 

广庭木云美,不与松柏比。臃肿质性虚,朽蝎招猛觜。

主人赫然怒,我爱尔何毁?弹射出穷山,群鸟亦相喜。

啁啾弄好音,自谓得天理。哀哉彼禽,吻血徒为尔。

不博击,狐兔纵横起。况兹树腹怠,力去宜滨死。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后世。景佑二年(1035),范仲淹任吏部员外郎,知开封府。此公为政公正刚直,竟指斥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并向皇上进献《百官图》,列举其用人弊端。范仲淹遭到了预料中的报复,被诬指“越级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翌年五月,范仲淹被贬出京,改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县)。群臣畏惧宰相的权势,送行者寥寥。(《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95年,P2784)而这个梅尧臣,也是一个嫉恶如仇,秉性正直的官员,虽然他身居下僚,却心系朝廷,《彼吟》一诗即反映了他对这一事件的思考与不平。

 

从今天的眼光看,这首诗可谓指桑骂槐、妄议朝政的问题作品。梅尧臣将朝廷喻为外表光鲜、内质虚肿的“广庭木”,将直言进谏、为国除害的范仲淹喻为啄木鸟,把扰乱朝纲、徇私谋利的吕夷简比作蠹虫。他赞赏范仲淹出以公心的政治判断,认为他之所以“断木喙虽长,不啄柏与松。”是因为“松柏本坚直,中心无蠹虫。”而朝廷这株“广庭木”并不同于松柏,虽然外表华美,其实臃肿空虚,已经孳生蠹虫。范仲淹这只啄木鸟正是深知这一弊端,才会致力于消灭这些蠹虫(“广庭木云美,不与松柏比。臃肿质性虚,圬蝎招猛觜”)。然而,“广庭木”的主人(这“主人”既是吕夷简,更指皇上)不能容忍范仲淹对其钟爱的“广庭木”的“抹黑”而勃然大怒(“主人赫然怒,我爱尔何毁”)。遭到贬黜的范仲淹使得“群鸟”幸灾乐祸(“弹射出穷山,群鸟亦相喜”)。一些庸碌之辈弹冠相庆,他们认为范仲淹的结局正是天理报应(“啁啾弄好音,自谓得天理”)。可怜的范仲淹,一心为国除害,反为国家不容(“哀哉彼禽,吻血徒为尔”)。权力失去监督,权力必然肆虐,这正是“鹰鹯不博击,狐兔纵横起”的政治涵义。在这种情况下,“广庭木”的朽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况兹树腹怠,力去宜滨死”)。

 

啄木鸟作为一个文学形象,诗人充分赋予其社会意义。今人有时借鉴啄木鸟“森林医生”的喻义,则将纪委(或纪检委)视为“制度医生”。的确,他们有共同特点,即为他们生存其中的环境消灭隐患与害虫。啄木鸟属于动物界,其行为只是自然本能。而纪委则是政治设计,应当体现人类的智慧。然而,这种设计并非没有漏洞,比如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一些纪委成员的腐败就是例子;比如怎样建立不受干预的独立机制,以避免啄木鸟遭到迫害的悲剧等等。在当今人类的政治行为中,所谓啄木鸟机制,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比喻,广泛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的经验,真正建立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把权力关进笼子,才是杜绝和消灭社会蛀虫的治本之道。而这要比借鉴自然界的啄木鸟到依靠机构式的啄木鸟,要可靠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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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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