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雾霾

安立志

据中国天气网2015年12月1日报道，中国北方雾霾严重，京津冀数城市空气质量指数“爆表”，北京单站PM2.5浓度近千，据说这一数值相当于1952年致死1.2万人的英国伦敦雾霾；雾霾面积已达53万平方公里，接近55万平方公里的法国面积。巧合的是，当中国首都雾锁帝京，三橙齐发之际，法国首都巴黎正在召开世界气候大会；在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200亿元应对气候变化之际，日本却出资100亿日元支持中国的绿化治霾项目。（2015年12月4日人民网）

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治理雾霾作出了许多努力，比如工厂停产、工地停工、车辆停驶等等，然而，这样的努力似乎只能维持短短几天的“APEC蓝”，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空气质量。应当指出的是，我国一些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通过自己的知识与专业，为增强国民的环保意识，剖析雾霾的危害与成因，协助政府研究治理雾霾的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比如柴静拍摄的《穹顶之下》，就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她本人则被美国《外交杂志》评为2015年度“全球百大思想者”之一。（2015年12月6日观察者网）

“厚德载雾，自强不吸”、“霾头苦干，再创灰黄”、“为人民服雾”、“雾以吸为贵”、“遛狗不见狗，狗绳提在手。见绳不见手，狗叫我才走”。这些段子体现了国人无奈的搞笑与苦涩的幽默，毕竟不能解决雾霾的现实威胁。英国伦敦的经验教训证明，雾霾的治理，是一个包括立法执法、产业结构、科技进步、执政理念等诸多因素的系统工程。而在我国，较之外国又多了一层桎梏与阻力，那就是要清除国人心灵上的雾霾。正是这些因素，增加了国人正确认识雾霾成因及其加以治理的难度。

说来可悲，标示空气污染指数的PM2.5还是美国人告诉我们的。2011年冬季，美国驻京使馆发布的空气污染指数与北京市环保局的同期数据差距悬殊，于是两个机构打起了口水官司。后者先是强调“两种方式没有可比性，美国大使馆是一个点，不能评价一个区域。”（2011年11月3日《北京晚报》）继而质疑前者“不像是治理环境的做法”，言外之意其“环保监测数据”并不“准确、严谨”。（2011年11月4日《北京日报》），最后竟闹到报纸出面指责前者“监测并公布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是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干涉本国内政”的问题。（2012年5月4日《北京日报》）也许由于当年该市掩盖“非典”疫情的“前科”，网民们似乎并不相信环保局的判断。不管怎样，这一外交纠纷，倒是在我国普及了关于PM2.5的知识，人们从此知道了这个新名词。

客观说来，弥漫在人们心灵上的雾霾，主要来自一些官方人士（如北京市环保局）或官方学者散布的言论与观点。比如，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张宏良认为，“中国雾霾产生的根源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2015年12月2日中华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声称：“利用秋末多雾，美国又一次发动了气象战。”（2011年11月6日）著名导演贾樟柯披露：去年拍环保广告，胡同里突然冲出几个大妈大爷，高声嚷嚷：“他们在拍咱们的雾霾，快把摄像机扣下来。”（2015年12月1日人民网强国论坛）国防大学海军少将张召忠称：“美国的激光武器，雾霾就是最好的一个防御。激光武器最怕的就是雾霾。”（2014年2月20日CCTV4“海峡两岸”）文化学者于丹告诉人们，面对雾霾，大家可以“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2014年2月25日《羊城晚报》）

列举这些言论与观点，并没有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而是按照这些言论与观点本身的逻辑关系。

张宏良的言论，反映了这些年我国政界与学界一些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凡是国内发生的一些负面的或丑恶的现象与事件，其肇事者一定来自外部，一定来自西方，一定来自资本主义。拒绝承认或坚决否认在我们的制度框架下也会存在弊端与丑闻。从而从根本上忘记了我国为什么启动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改革开放前极其常见的思维方式，只是这几年又死灰复燃、有所抬头而已。这种思维方式，在哲学上，背离了他们整天挂在嘴边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辩证法，背离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因、外因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在政治上，则体现了一些人多年来反对和抵制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以贯之。他们背离了曾经奉行的哲学，只剩下偏执的意识形态与残存的冷战思维，满脑子的姓社姓资与阶级斗争。尽管这一套被邓小平所搁置，一旦条件成熟，混迹于鸡蛋篮中的鹰鸷蛋，只要孵出幼雏，就会成为新时期的害群之鸟。

如果说张宏良的言论具有空洞浮泛的特征，那么，孔庆东的说法则体现了鲜明的针对性与特指性。张宏良只是一般地将所有坏事归因于外部、归因于西方、归因于资本主义，孔庆东则将一切坏事不由分说全部归因于美国。孔庆东将中国出现的大范围的雾霾归因于美国发动的气象战。这一说法与当年有人指责苏修向中国施放西伯利亚寒流的逻辑如出一辙。一些网民运用归谬法嘲笑说，中国腐败官员如此之多，以致老虎成群，苍蝇成阵，一定是美帝向中国官员施放了金钱弹和腐败弹的结果；中国的腐败官员一个个性欲亢奋，金枪不倒，以致“二奶”成群、“小三”结队，一定是美帝向中国官员施放了贴着“西门庆”商标的“特效伟哥”或流氓弹。这个以极左、“爱国”、粗野著称的“三妈”教授，极力散布偏执的反美言论，客观上在世界舆论面前把习主席关于“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论断置于尴尬之地。

与张宏良、孔庆东这类极力将坏事、丑事推向外部的学者不同，对于我国如此糟糕的大气污染，一些国人“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贾樟柯所说的那些高声嚷嚷“他们在拍咱们的雾霾，快把摄像机扣下来”的大妈大爷，就属此类。这些人一方面是心灵雾霾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心灵雾霾的扩散者。如同人们忘记了清军入关时“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以致习惯了200多年的“猪尾巴”，一当革命军要求剪辫子，反而惶恐不已，似乎失去辫子便无颜面对祖宗。“咱们的雾霾”就像极了这汉族人头上的“猪尾巴”。所有的坏事、丑事，一旦成了“咱们的”，也就成了好事、美事，成了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属于家丑，也要保卫家丑、维护家丑，家丑神圣不可侵犯，决不允许外人多嘴，决不允许家人改进，从而形成了极力为家丑辩护的“集体无意识”。谁要对“咱们的雾霾”有异议，谁要说美国、日本的天空多么蓝、空气多么好，马上被骂道：“滚回你们美国去！”“谁让你不是日本种？”这应了鲁迅先生近百年前说过的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鲁迅全集》第一卷，P334）

相比之下，张召忠的言论并未涉及雾霾的归属及知识产权，他的重大贡献是发明了雾霾在现代战争中的超级应用。与他关于山东渔民养殖的海带可以缠住美国核潜艇的发明不同，海带毕竟是人工养殖，而雾霾则是自然天成。习主席两次访美力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内容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凡是光顾过电视时事评论频道的观众都知道，几乎所有的电视嘉宾都把美国作为假想敌。这大约就是美国为什么对我国提议的“新型大国关系”不肯接受的表面原因。按照张将军的逻辑，不要企盼川西高原的蓝天白云，不要羡慕澳洲海滨的透明空气，一旦美国的激光武器向我发动突袭，还是雾霾之下更安全。而且雾霾也比日本、韩国头上的美国核保护伞更经济。为防止美军激光武器突然袭击，只要保证每天雾霾弥漫，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不知道张将军这一逻辑，张宏良、孔庆东二位学者能否同意，美国制造的祸害，怎么能够成为中国的利器？美国向来对我武器禁运，如此先进的武器系统，怎么可能向中国转让？

善于调制“心灵鸡汤”的于丹女士，既没有张、孔二位的战略思维，也没有张将军的军事素质，面对扑面雾霾，只会躲在心灵的蚌壳里，“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是躲；“不让雾霾进到肺里”也是躲；“不让雾霾进到心里”，则已经失去躲的意义，既是自欺，也是欺人。这位被CCTV捧红的鸡汤女，出书演讲，名利双收，在沉沉雾霾面前，失去了对观众侃侃而谈的底气，更不会效仿柴静体现对社会的责任与道义。她无视露天作业没有门窗可关的劳动者，她无视并不拥有“空气净化器”的普通市民，既缺乏对民众的悲悯之心，也缺乏对社会的建言之责，而是一个只靠卖弄三寸不烂之舌、面对社会弊端只会躲来躲去的富家女。可惜的是，雾霾并非某些人的特供商品，在此霾绵绵无绝期，甚至在此霾茫茫无边际的情况下，人们很难相信，于丹女士每天只靠吸氧来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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