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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的建国冲动

 

安立志

 

八年前,参加山东省委党校培训,内容之一就是到韶山的朝圣之旅。参观期间,在韶山毛泽东图书馆购得一本《毛泽东早期文稿》,厚厚的一本,全书739页,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印,湖南出版社出版,19907月“内部发行”,却在“毛泽东图书馆”公开发售,定价12元。前几年,曾就书中一些资料与论点写过几篇短文。近日无事,随手翻翻,似乎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毛泽东早期文稿》分为正编与副编两部分。该书“出版说明”称,“凡有作者手稿或作者个人署名的文稿,以及虽未署名但有根据确认是毛泽东撰写的著作,均编入正编。”为此,本文所有关于该书的引文,只采正编,以免引起争议与纠纷。这篇文章只就毛泽东1920年当年的文章作一些梳理。毛泽东写于1920年的文稿共41篇,其中14篇通信,27篇文稿,而后者多数为毛泽东在当时报纸上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

 

翻阅这些当年的文稿,最直接的感受是,当时的毛泽东热血沸腾,意气风发,不仅关心时事,而且勇于行动。如何形容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情怀与志向,五年后他本人填写的一阕《沁园春·长沙》可以看出其心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考察这些文稿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年参加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基本脉络。1920年,毛泽东参加与推动了驱张(张敬尧,湖南督军兼省长)废督运动,并倡导湖南自治、发起文化书社、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等等。应当注意的是,他在这些文稿中的主导思想,却是主张自治、坚持建国,反对统一。反映毛泽东这一思想的主要有这样一些文章——《湖南人民的自决》、《湖南建设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绝对造成“湖南们罗主义”》、《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全自治”与“半自治”》、《为湖南自治告长沙三十万市民》、《反对统一》等。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湖南《大公报》等报纸。在一些标题中没有自治字样的文章包括1920年的一些私人通信也涉及这一主题。下面的文字,只是毛泽东文稿的原文摘录,笔者未加任何评述。

 

一、关于湖南自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P487)“湘人自决主义者,们罗(今译“门罗”)主义者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有干涉者乃抵抗之。……三千万人,则等于明治改革时日本之人口也。地理则较之瑞士而强也,多而无当,大而无当,……瑞士光华之国,日本充实之邦,终未能见于大江流域之湖南也。”(P490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改成一个‘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P526)“不论哪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相抗,哪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P522)“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P523

 

二、关于中国统一。“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P530)“在中国这块土地内,有中国人和没有中国人,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什么不了的关系?推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P531)“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成二十七国。”(P504)毛泽东在致向警予的信中说道:“弟(毛泽东自称)和荫柏(彭璜)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之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P548)“关于如何除去各省自治的障碍物,我以为这障碍不在督军,而在许多人要求的‘统一’。我以为至少要南北对立。这是促成各省自治的一大关系点。”(P532)“国庆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P533

 

三、关于湖南建国。“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没有办法。”(P505)“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指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两藩地(指蒙古、西藏两地方),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曈曈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P508)“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创。湖南人啊——我们应该一齐努力!”(P515)他在致罗璈阶(罗章龙)的信中说:“弟直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湖南完全自治,丝毫不受外力干涉,不要再为不中用的‘中国’所累,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P554

 

看了这些文字,当时就曾受到莫大的震撼。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只有27岁的青年毛泽东,何以会产生如此激荡风云的思想,何以会产生如此裹挟雷电的文字?当时的中国大地,何以放任国人如此放肆地自由结社,何以容忍国人如此放肆地自由办报,何以允许国人如此放肆地自由写作?当时的报纸是谁家喉舌,敢于刊登如此激进反叛的言论与主张?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多年来即使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中,这些文章也未受到重视。不能说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尚未成熟。要知道,在发表这些文章的第二年,毛泽东就赴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参加了中共建党。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在“文革”结束后,已被中央所否定。但在中共党史上,从来不曾提出或否定过毛泽东的早期思想。27岁时的毛泽东的言论与文章,不能因其年轻而一概抹煞与不予认可。要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里的全部作品,分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26岁和24岁之前的著作,其中不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这样的经典著作,著名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则是马克思24岁时的著作,甚至在撰写世界共运史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也只有29岁,恩格斯则与毛泽东同龄。因此,年龄从来不能作为思想是否成熟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早期文稿》资料截至192011月,而《毛泽东选集》的首篇文章则为192512月(同样是这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68年在“文革”中印刷的《毛泽东选集》,则注为19263月)。毛泽东在这中间长达五年的社会活动情况,手头缺乏资料,但至少可以断言,毛泽东关于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愿望并未实现。直到193111月,中共才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才担任了这个国家的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覆盖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的一部分,还包括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小块根据地。当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非湖南自治的必然结果,而是苏共扩张势力、中共“里通外国”的结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中华民国版图上建立的国中之国。对于中华民国来说,苏共则是干预中国内政的“境外敌对势力”。无论如何,“苏维埃”是一个纯粹俄国的名词。中共建立的政权以此为名,是与中共与俄共盘根错节的历史关系紧密相连的。且不说中共是在共产国际(实质是俄共)代表维经斯基直接参与下组建的,并从“二大”以来,长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而活动,而且“1928年初,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用了相当的努力,把上百名中共代表秘密地从中国各地偷渡出国,召集到莫斯科郊外,举行了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指中共六大)。毫无疑问,这样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俄国人起草或帮助形成的。包括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选择,也都是严格地按照俄国人的意志行事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P35)这也正是中共建政之初为什么对苏联言听计从、实行“一边倒”政策,为什么中共对苏共垮台总是难掩兔死狗烹、物伤其类的感情的根本原因。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国问题上也是如此。历史学家沈志华指出:“莫斯科不顾外交受损,坚决支持中共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发动苏维埃革命,从政治方针一直到具体政策文件的制定,从决定中共领导人到选派代表亲临上海,甚至直至苏区,就近帮助工作和指导作战,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几乎一包到底。”(同上书,P3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有一个完全苏联化的国号——苏维埃,而且有首都(江西瑞金县,改称“瑞京”)、国旗、宪法等等。这个“国家”在国民党军队(国民政府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中共称“第五次反围剿”)下失败后,193510月,红军长征转移到陕北,改国号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直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96月,才正式废止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改称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其所统辖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也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从名义上成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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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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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杂文时评作家,偏爱文史。在境内外发表杂文作品上千篇,国内获奖数十次。本人作品曾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广泛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百年百篇经典杂文》、《杂文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等近百种杂文集。曾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出版《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崎岖中国(上、下)》(中国言实出版社)、《薛蟠的文学观》(商务印书馆)、《中国杂文(百部)•安立志卷》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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