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拒绝当国王

安立志

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国王和皇帝。到夏威夷旅游，却见到了美国唯一的王宫，那是这个群岛并入美国前的建筑物。

到了美国本土，却发现不仅有作为地名的华盛顿，还有作为人名的华盛顿，而且其纪念物（地）竟是如此之多，在首都，有华盛顿纪念碑；在费城，有华盛顿铜像；在纽约，有华盛顿塑像；在西部，有华盛顿州；在钱币，有华盛顿头像；在海军，有华盛顿航母；……这算不算个人崇拜？当然算。一般来说，形成个人崇拜的因素有三，有对权力的敬畏，有对人格的崇敬，有对功勋的敬仰……然而，上述的个人崇拜，似乎与权力独霸、权力至尊、权力终身所导致的人身依附与思想控制没有多大关系。

华盛顿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开国元勋并非开国皇帝。他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崇敬，主要在于其历史功勋与人格魅力。在国人看来，他的行为完全合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圣人之道：“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第二十二、三十四、六十六章）他是富豪出身，却从不贪财，在独立战争中，戎马倥偬，劬劳国事，分文不取，反而倒贴；他不是军事天才，却最终取胜，作为大陆军总司令，率领一支民兵部队，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终于打败了英国殖民军；他虽非时代先驱，却能与先驱同步，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和政体；他不是思想家，却善于吸收进步思想，并纳入美国的政治实践。

华盛顿的人格魅力，主要体现在他对权力、地位的淡然与超然。他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独立战争，历时八年，战事结束，即解甲归田，他给大陆会议主席写信：“这是我在为国家服务期间写的最后一封信。……然后，我将成为波托马克河畔的一个普通公民。”（《华盛顿》，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年，P342）已经归隐山林的华盛顿，6年后又被公众选举为总统，对“祖国的号令”，他不得不“肃然景从”。1797年9月，已经担任两届总统的华盛顿向全国发表告别演说：“我觉得现在就将谢绝把我置于候选人之列的决心告诉你们是合适的，尤其是因为这可能有助于公众表达更为明确的声音。”（《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P295）

他一生追求自由，为争取自由而战斗，为维护自由而工作。他深知，由于“支配人们心灵的对权力的迷恋及滥用权力的癖好”，致使“侵犯职权的风气易使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为一”，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建成何种形式的政府，都会产生一种地道的专制。”因此，他主张权力制衡，“必须把权力分开并分配给各个不同的受托人，并指定受托人为公共福利的保护人以防他人侵犯。”（同上书，P304）美国的缔造者们，可以说是开创民主共和制度的始作俑者，以华盛顿为例，他一方面十分警惕权力的鸦片效应，不滥权，不恋栈；另方面又十分警惕权力的异变倾向，从而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分权机制。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东方专制国家里，为了江山易主，山河改姓，致使尸横遍野，生灵涂炭。为了抢占龙椅，逆袭皇权，竟致弑父杀兄，血溅宫闱。甚至在治国思想上出现了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打江山，坐江山的荒唐逻辑。这已成为几千年的血腥循环。即以中国为例，血雨腥风两千多年，其所争竞者，不过是刘汉、李唐、赵宋、朱明而已，城头变幻的无非是不同姓氏的大王旗。有多少边关勇夫，朝中武士，不是趁天下大乱之机，或者兴兵谋国，或者拥兵自立，安禄山的圣武帝，赵匡胤的宋太祖是如此，而曹孟德的“挟天子”却是为了当天子，朱元璋的“缓称王”也是为了真称王。

独立战争末期，华盛顿也面临这样的历史拐点。1781年，美军虽然取得约克顿战役的重大胜利，迫使英军投降（此时的中国，正值乾隆四十六年，朝廷正忙于处理一起谎报灾赈、贪污捐监的贪腐大案）。由于邦联制的美国没有征税权，致使美军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支临时招募的、由民兵和志愿者组成的大陆军，因为供给不足，拖欠薪饷，待遇菲薄，条件艰苦，严重影响了军心稳定。刚刚诞生的美国也面临着诸多内政外交之问题。

古今中外，一支强大的军队往往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最高统帅常常成为一呼百应的君主。李世民、赵匡胤、克伦威尔、拿破仑，都是利用掌控军队，手握兵权，登上了皇帝或国王的宝座。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大陆军成为美国一支最有权威、最有组织的力量；手握重兵、战功卓著的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将军的威望如日中天。由于军队与邦联政府矛盾日益激化，军内反政府的情绪日益高涨，要求建立君主政体的呼声也越来越响。纽约已经有人在拟定计划筹建军政府，费城也有人公开议论要华盛顿当国王。民间也流传着“上帝庇佑伟大的华盛顿，上帝诅咒国王（英王乔治三世）”的传言。在人们的心目中，由本国君主取代英国君主，由华盛顿取代乔治三世，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1782年5月，华盛顿收到刘易斯·尼古拉上校一封长信。信中列举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并把根源归咎于共和制度，并建议建立英格兰那样的君主立宪政体。信中说：“（华盛顿）那种把我们从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引向胜利的才能，那些得到军队普遍尊重和崇敬的品格，定能引导和指导我们在和平的道路上前进。有的人把专制与君主政体混为一谈，觉得很难把它们分开。因此，我所建议的政体的首脑有一个显然较为温和的称号，但是一旦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我认为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P239）写信人的语言弯弯绕，字里行间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建立君主政体，就是要华盛顿当国王。华盛顿意识到，这封信是尼古拉的“劝进表”，想让他黄袍加身，垂旒登基。他知道，尼古拉的信件并非个人意见，他还是一个派系的代言人，这个派系想使军队成为一个强权政府的基础，从而建立军事独裁政体。他立即给尼古拉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回信：

“我专心地的阅读了你写给我的意见书，结果使我惊讶不已。国王、独裁者这些字眼，对我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耻辱。你要知道，先生，你告诉我军队中存在着你所表示的那种观点，它给予我的痛苦和不安比战争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更为深刻。我十分憎恶这种观点，蔑视这种观点……

“我实在想象不出我的行为中哪一部分会鼓励我去接受这种严重危害祖国的言论。如果我没有看错自己的话，那你大概永远不会找到一个比我更加讨厌你这个计划的人了……

“如果你尊敬你的祖国，尊敬你自己或子孙后代，也尊敬我的话．那么让我恳求你把这种思想从你心中彻底清除出去，今后永远不让你本人或任何其他人传播出类似的观点。”（2013年9月13日美国资讯网：《华盛顿拒不称王》）

1783年6月8日，华盛顿写信给几个州的州长，信一开头就表示自己期望不再担任公职:“我在有幸担任为国家服务的职务时抱有的伟大目标马上就要实现了，我现在准备告老回家。大家知道，我们当时离开家乡是万不得已的事。在离开家乡的漫长痛苦的岁月，我从来没有断绝过回家的想法，我希望在那远离世界上纷扰麻烦的事情的地方安静地度过余生。”（《华盛顿》，P338）

1783年11月2日，华盛顿向曾经与他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将士下达了饱蘸深情的命令，他指出：“本总司令在结束最后一项正式命令之前，在不久即将最后告别军队的时刻，在向本人有幸长时期指挥过的军队最后辞别之际”，与将士们共勉：“平民生活的俭朴、谨慎和勤劳的个人美德与战场上更为壮丽的奋勇、不屈和进取精神同样可贵。”他宣布，“分离的帘幕不久就要拉下，他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了。”（《华盛顿选集》，2012年，P206、207）

1783年12月23日，在安纳波利斯，华盛顿向大陆会议辞去大陆军总司令，交回了大陆会议的任命书，并发表了简短讲话，我“现在完成了委派给我的工作，我要退出这个历史大舞台了。长期以来，我一直是按照这个庄严的机构的命令行事的。在向这个庄严的机构亲切地告别的时候，我在这里交出我的任职令，并且结束公职生活中的所有工作。”次日一早，他就匆匆起程，离开安纳波利斯，并在圣诞前夜抵达他离开多年的家乡——弗农山庄。

1784年4月4日，这个已经成为普通乡绅的曾经的总司令，在给他人信件中这样描述他的处境与心境：“而今，我已听不到武器的撞击声，看不见营房的繁忙景象。无官一身轻。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同上书，P209页）

尽管他曾经拒绝了下属关于“加冕登基”的劝进，几年后，由于邦联制自身的缺陷，新生的美国先天不足。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着对这个国家出现君主倾向的高度警惕。1786年8月1日，他写信约翰·杰伊，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短短数年，变化竟如此惊人。据闻，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无所顾忌地谈论君主政体。言论出自思想，再进一步即往往成为行动。这一步却是无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同上书，P218）

1787年3月31日，他在给麦迪逊的信中也指出：“我有充分理由认为，倾向于建立君主政体的人，或者是不了解公众的意向，或者是在他们居住的地区（完全丧失了把他们培育起来的公平原则），以致比南方各州更易于产生君主政体思想。”（同上书，P222）正是出于对于君主政体的担忧，他毅然决然地参与了美国宪法的制定。

与许多“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庄子·让王》）的人士不同，华盛顿辞去公职，游憩林泉是真诚的。然而，美国宪法通过后，美国正式建立联邦政府，已经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57岁的华盛顿，竟然在第一次美国总统大选时当选为首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1789年4月1日他在给诺克斯的信中说：“当我就任政府首脑之时，将有罪犯走向刑场之感。我的一生，为公务消耗殆尽，而在此风烛残年，又须舍弃恬静生活，投身于困难的海洋，而我本人又不具备掌舵所不可或缺的政治手腕、能力和兴趣，出任此职，殊非所愿。”（《华盛顿选集》，241）不知当时是否有人会说华盛顿言不由衷。华盛顿以其一生行迹证明，他从来不是一个唯权是爱，唯权是谋，唯权是夺，唯权是霸的角色。在其人生的几个关节点上，他都是主动放弃权力，急流勇退。60年后（1849年），我国一位颇具开放眼光的官员徐继畬这样评价华盛顿：“顿既定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为国主，顿乃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瀛寰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P276）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即使徐继畬这样思想开放的人物，对美国政体的解析仍然体现了中国特色——“牧民”云云，即为其例。

华盛顿的就职典礼并不顺利，只为华盛顿当选的这个职务如何称呼推迟了好几天。“president”这个职务，日本译为“大统领”，徐继畬称为“总统领”，清末曾有人将此音译为“伯理玺天德”。为此，众参两院都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提出报告。因为讨论这个问题是违反华盛顿的意愿的，也没有让他参加。华盛顿的顾虑在于，这个称号总有与君主、国王与皇帝混为一谈的嫌疑。华盛顿担心，不管给他添加什么称号，都可能引起敏感的共和制拥护者的疑心。因此，当国会最后决定仅仅称呼他为“合众国总统”，而不添加其他任何称号的时候，他放心了。这个称呼一直沿袭到今天。（《华盛顿》，P359）

对于华盛顿这个特殊人物，对于美国这个特殊政体，曾任清政府福建巡抚的徐继畬表现出极大兴趣，他专门对华盛顿作了一段评价：“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瀛寰志略》，P277）他认为，华盛顿的造反如同陈胜、吴广，他的割据如同曹操、刘备。与上述诸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他“提三尺剑，开疆万里”，建立了不世功业，但他“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这与上古中国夏商周的三代之风是极其相似的，故而有人将华盛顿称为“异域尧舜”（他不懂美国官员的“推举之法”是前所未有的民主选举）。他对美国政体的评价，也可看出他的眼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同上书，P291）“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合众国以为国”，“公器付之公论”，这对皇权专制、政制一统的满清政府是不可思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