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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信鲁肃“定三分”?

谁信鲁肃“定三分”?

 

安立志

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照——鲁肃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前者是演义,后者是志书;前者是小说,后者是历史,前者七实三虚,后者至少从理论上应为史实。然而,若论影响力,两者相比,判若云泥。据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名言曰,谎言重复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其实,演义灌输千遍也会变成历史。《三国演义》从小说到戏剧,从话本到影视,可谓家喻户晓。若问有谁读过《三国志》,我敢说万不有一。假如有人依据《三国志》批评《三国演义》里的关羽,轻者说你没事找事,重者会谩骂攻击。

 

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照——诸葛亮

在文学作品中,诸葛亮与鲁肃,一个是智慧的化身,一个是忠厚的长者,一个神机妙算,一个憨厚老实,甚至有了这样的歇后语:“鲁肃上草船——糊里糊涂”,“鲁肃讨荆州——空手而回”,“鲁肃服孔明——五体投地”。鲁肃竟然成了笨拙、糊涂、无能、窝囊的形象。尽管鲁迅先生批评《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全集》第九卷,P135),人们仍然相信诸葛亮与鲁肃决不在同一档次,甚至山东沂南的诸葛亮原籍,也被称为“智圣”故里。

 

《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为:“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小说提供的信息确定无疑,未出茅庐,三分天下,具有如此眼界与胸襟的非诸葛亮莫属。然而,这是史实么?

 

《三国志》是断代史,惜乎事件发生的时间往往模糊。《资治通鉴》是编年史,事件的先后相对清晰。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只好将这两种史料结合在一起。

 

查《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诸葛亮的“隆中对”发生在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冬,他与刘备纵论天下大势,《三国志》留下了完整纪录。诸葛亮的分析是以刘备关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为前提的。因刘备以帝胄自居,于是他为刘备制定了“兴复汉室”的战略目标。诸葛亮指出:“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而“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前者兼具天时与人谋,后者兼有地利与民附,面对这两种力量,刘备如何应对呢?“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卷三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P912-913)这就是诸葛亮“隆中对”的主要内容,然而,诸葛亮的长篇大论,只字未提“三分”,一言未及“鼎立”,他的最终判断只是“汉室可兴”。事实上,尽管刘备以汉室宗亲自居,其“汉室可兴”的目标最终也未实现。偏居一隅42年的蜀汉政权,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西汉、东汉相提并论。附带说及的是,电视剧中,刘备一方的军旗冠以“蜀”字或“蜀汉”,却是常识性的错误,刘备政权一向是以汉室正朔自命的。

 

然而,另据《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比诸葛亮“隆中对”早了七年——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冬,也就是在诸葛亮还是19岁的青年时,鲁肃就提出了“鼎足”天下的战略蓝图。虽然孙权并未三顾鲁肃,但对鲁肃也是相当器重的,“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三国志》,P1268)可见一斑。因当时孙权的都城在吴郡(今苏州),这个可称“吴郡对”的孙鲁对话,也是以纵论“汉室倾危,四方云扰”的天下大势开始的,鲁肃指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其战略方向是,“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同上)在鲁肃的分析中,“曹操不可卒除”,说明他当时就已看到这是一股无法抑制的强大势力;“汉室不可复兴”,汉天子虽被挟持,但刘备这类潜在的王室势力,仍然妄言兴复汉室,毕竟不能小觑。应当指出的是,鲁肃明确提出了“鼎足江东”的口号,《辞海》有曰:“鼎足,比喻三方并峙,犹如鼎之三足。”在《史记》中就已经有了“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的古语。由此可见,鲁肃之论才是“定三分”的显著标志,而且,鲁肃的战略构想,不仅在时间上比诸葛亮早了七年,而且其战略构想基本得以实现。从曹、孙、刘三家分别称帝算起,国祚最长的正是东吴。

 

或曰,诸葛亮“隆中对”的核心战略是“北拒曹操,东结孙权”,而鲁肃的“吴郡对”并未提及,由此得出“定三分”的发明权仍属诸葛亮。其实,在《三国志》中,在鲁肃与孙权“吴郡对”之后,接下来就发生了如何应对刘表去世的问题。鲁肃向孙权请命,要求前去说服刘备,安抚刘表部众(“肃请得奉命……及说备使抚表众”),如此“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三国志》,P1269)事件的发展证明了鲁肃的预见性。曹军向荆州快速推进,比及鲁肃赶到南郡,刘表之子刘琮已降曹军。刘备难敌曹军兵锋,“惶遽奔走,欲南渡江”(同上)。于是鲁肃不失时机地展开了战时外交,“(鲁)肃径迎之,到当阳长阪,与(刘)备会,宣腾(孙)权旨,及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同上)立即实施其“联刘拒曹”之战略。此时的诸葛亮在哪里呢?他正在跟随刘备仓皇逃亡的队伍里。鲁肃见到刚认识的诸葛亮,随即打招呼:“我子瑜友也(“我是子瑜的朋友)!”“子瑜”即诸葛亮之兄诸葛瑾。于是“即共定交”(同上)。正是此时正式形成了孙刘两家的战略同盟。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加“案”语说:“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指曹操),皆肃之本谋”(同上)。史学家的看法显然不同于小说家言。这说明孙刘联合,共拒曹操,不仅是鲁肃制定的策略,也是鲁肃主动的行动。这一事件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十月,如果说诸葛亮10个月前在“隆中对”中已经提出了“联孙拒曹”,这只能说明“英雄所见略同”。而刘备在逃到夏口之后,才“遣亮使权”,即派遣诸葛亮出使东吴(同上)。由此可见,之于“定三分”,之于“孙刘联盟,共拒曹操”,这个战略在具体实施上,无论主动性,还是实践性,鲁肃都远远走在了诸葛亮前面。

 

无论是诸葛亮的“隆中对”还是鲁肃的“吴郡对”,这都属于理论准备或舆论准备,实现这一战略构想或宏伟蓝图的契机与转折点,则是著名的赤壁之战。而在战役前夕,鲁肃与周瑜的主张对孙权定下与操一战之决心,厥功至伟。当孙权接获曹操“会猎于吴”的战书后,“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鲁肃会后对孙权说:“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三国志》,P1270)正是这种晓以利害的激将之说,使孙权坚定了抗操决心。孙权叹息道:“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同上)这当然不是否认诸葛亮后来的外交游说,但是友军的说辞很难发挥决定作用。应当指出的是,《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虽然是全书最为精彩的篇章,然而,所谓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华容道,都是为神化诸葛亮臆造的情节。只有黄盖诈降、火烧战船史有明载,不过,这却与刘备、孔明无关。在整个战役中,刘备、孔明一方,始终处于或扮演着配属、协助的地位与角色。

 

2015年8月2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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