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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理缠访”要写进县志

上访能上史书

 

安立志

 

国家主席刘少奇“文革”中惨遭迫害,死前留下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讲的“历史”相当于非文本的“口碑”,文本的史书并非人民能插手。“文革”后给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仍然是官方起草的。

 

我国是一个重视历史文本的国家,几千年的漫长岁月,留了下绵延不断的史册,就是明证。在古代,每个县都有县志,县志是基层的历史文本。县志通常是由当时一些名宦、文人、缙绅修撰的。不像今天,各级政府都有史志办,以致县志也变成名副其实的官史。

 

中国的皇帝十分重视死后的历史评价,著名的唐宗宋祖都有这样的佚事,唐太宗李世民问史官褚遂良,“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我犯了错误,你也记录吗)?”褚遂良回答:“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刘洎则告诉皇上:“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资治通鉴》唐纪十二)宋太祖赵匡胤在御花园用弹弓打鸟,一大臣婉言劝谏,被他打掉门牙。此人却将牙捡起揣在怀里。皇上很生气:“汝怀齿欲讼我邪(你捡起牙齿打算告我吗)?”此人说:“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涑水纪闻》,中华书局,1989年,P7)好在两位皇帝都虚心听取了意见。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百姓。九五至尊重视身后名,草民百姓也留心死后事。国人活着时虽然命乖运蹇,在权力面前,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但对死后的名声却十分在意。所谓“名标青史”、“名载竹帛”、“留取丹心照汗青”,最不济“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然而,悠悠五千年,史书就那几部,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记下一笔的。

 

机会终于来了。陕西省旬阳县委宣传部6月29日通过微信宣布,“‘无理缠访’将写入县志,‘有理越级访’将责任倒查”。“今后,凡是我县重大缠访赴省进京访者也将进入县志‘青史留名’,只不过,留下的是‘遗臭万年’的‘恶名’。”(2015年7月25日《南方都市报》)

 

旬阳县的重大举措别出心裁。这比周永康“维稳”时的暴力截访、“被精神病”、“安元鼎黑狱”,体现了更多的文化味道和历史色彩。在政府机构中,向来无权无钱的史志办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个部门的工作终于进入了领导的视野和大局。

 

在我国,上访这一行为之所以司空见惯,根本原因在于不公、不正、不平之事太过频繁、太过离谱。在官官相护的社会机制中,权益受损、蒙冤受屈的百姓,如要摆脱困境,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司法救济,一个是上访申诉。前者由于司法成本高昂,司法程序冗长,特别是司法腐败严重,百姓往往视为畏途。百姓热衷后者,则是由于我国社会深入骨髓的人治传统。所谓“江南无日月,神州有青天”,百姓总是天真地以为“下头都是王宝森,上头都是孔繁森”,殊不知“大老虎”周永康曾经是我国的政法总管。

 

问题在于,何谓“无理缠访”?“无理缠访”,是由“无理”与“缠访”两个概念组成的。百姓上访之“无理”,不仅旬阳县里这样认为,我国最高学府的专家也有人这样认为。6年前,北大教授孙东东称,“老上访户99%有精神病。”(2009年4月4日《信息时报》)此人如果不是蓄意讨好官方,就是有意敌视民众。反而,国家信访局前局长周占顺的结论更符合实际,“据调查分析,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2003年第四期《瞭望东方》)12年过去,我以为,这个分析并未过时。

 

再说这“缠访”。“缠访”者,反复上访之谓也。百姓何以反复上访?问题不得解决、冤情不得伸雪之故也。无论冰天雪地,不管炎夏酷暑,蓬头垢面,蒙冤受屈的民众,千里迢迢,赴省进京,幕天席地,忍辱含垢,盖其冤不得伸,其耻不得雪,其难不得纾,其困不得解也。所谓“缠访”云云,岂止无视民瘼,简直是毫无人性的无视人命。难不成中国百姓有着承受他人冷脸、白眼、训斥、推搡的“嗜好”,难不成中国百姓天生对服毒、卧轨、爬塔吊“有瘾”,难不成中国百姓果真想进入旬阳县志的史册!

 

我国百姓的忍辱负重是出了名的。虽然我国公民同样具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项自由的宪法权利,然而这些权利却被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揆诸当今世界,我国百姓蒙受不公、不正、不平之事而导致财产、健康、生命损失,从来不会申请根本不会获批的抗议游行,以免影响了地方当局“一票否决”的社会稳定。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美国第三届总统杰斐逊,虽然也认为社会骚乱是一种弊病,但他却看到了社会骚乱的正面作用,他指出,“我宁爱有危险的自由也不愿自由自在地做奴隶。就连这个弊病(社会骚乱)也有好处,它能防止政府蜕化堕落,促进人民对国家大事的关心。”由此他得出结论,“造反是对于政府的健康必不可少的良药。”(《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P407)我们的官员除了盘算如何保住乌纱、如何攀上天梯,何曾有过这样的魅力与胸襟!

 

不过,旬阳县的创新并非独出机杼,无史可征。在我国,的确有过上访载入史书的先例。山东女孩淳于缇萦为父伸冤,不仅千里迢迢跑到京城(当时的首都长安),而且受到最高领袖汉文帝的接见。这起上访发生在公元前167年,距今2182年矣!汉文帝对于缇萦的“越级上访”,并不认为是“无理缠访”,反而热情接待,认真解决,不仅昭雪了其父的冤案,而且废止了过时的刑律(《资治通鉴》汉纪七)。这一事件,不仅载入以个人名义撰写的《史记》与《汉书》,而且载入官方修纂的《资治通鉴》,而这些史书显然要比旬阳县志要高出若干档次。不过,上访的当事双方的“青史留名”,并不是旬阳县所说的“遗臭万年”的“恶名”。

 

不过,这两个例子想来有些悲哀,前者是资本主义的总统,后者却是专制主义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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