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时怀孕”与“限号离婚”

安立志

“特色中国”果然与众不同，刚刚进入7月份，两则奇葩新闻传遍网络，一则发生在河南焦作市，山阳区信用联社发出通知，女工须在单位规定时间内怀孕，对未按照计划怀孕而影响工作的，一次性罚款1000元，在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等方面不予考虑。（2015年7月2日新华网河南频道）此条新闻可称为“限时怀孕”。

一则发生在广州市，记者调查，天河区离婚登记本月已经约满，如预约，最快要到8月9日；海珠区除本月23日外，全部约满；白云区本月约满，8月8日前，仅3日和5日两天仍有空位；……《广州日报》报7月9日的标题即为《离婚限号，请你静静》。

且不说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利弊得失，女性生育权是公民——不——是人类一项自然的、基本的权利。但在一些权势者眼里，女性的生育权并不属于公民个人，而是权势者可以用手中权力调节、控制的“造人工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我的“一亩三分地”，在我的权力半径之内，必须由我说了算，让谁生育、何时怀孕、何时生产，必须当作“重要指示”贯彻执行，必须当作“工作计划”按时完成。如果违反了领导的意志，就有一套惩罚措施等着你，从而体现了权势者显示其存在的真正威力。在一些权势者眼里，精子卵子何时结合，并非取决于夫妻双方，只能取决于领导意志。对于这种十分荒唐的“越俎代庖”，对于无视公民基本人权的行为，人们见怪不怪。

离婚自由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婚姻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由此可见，男女双方的自愿离婚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婚姻登记机关的职责只是办理手续而已。尽管有人为“限号离婚”辩护称，这体现了什么“政策善意与人文关怀”，而不是什么“懒政”。这些辩护忽视了这一问题的法律本质。《婚姻法》并未授予婚姻登记机关以任何方式限制公民离婚的权力。在此情况下，以所谓“政策善意与人文关怀”而“限号离婚”，其实是法外设限，从本质上讲，是婚姻登记机关违反法律的自我授权。这种以侵犯公民权利为代价的权力自我扩张，在我国，则是公权力违法的常见形式之一。无论出于“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的传统习俗，还是借鉴国外婚姻法的“温和干预”，只能通过《婚姻法》的修改完善来实施，而不能成为行政机关违反法律，自我扩权的借口。

在我国，近几年来，限制措施纷纷出台，房屋限购、买车摇号、开车限行，购买菜刀、口罩、上网也要实名制……而今，限时怀孕、限号离婚又应运而生。这些限制措施，有一共同特点，限制的都是公民的正当权利。限制房屋、车辆的购买，限制的是公民的消费权利，限制公民的开车出行，限制的是公民的行动自由。“依法治国”决定的作出，在建政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作出决定与制定宪法一样，不过增加了一个法律文本。如果束之高阁，不能实行，徒然是文本而已，这样的文本再多也建不成法治国家。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保护公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然而，所有这一切行为，都体现为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公民权利的限制。习近平总书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言犹在耳，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不仅没有对公权力在法律上、制度上进行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限制与约束，反而将公民及其权利关进了更加严密、狭窄的“行政笼子”里。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200多年前就指出，“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用到极限方可休止。”“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滥用权力。”而且“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论法的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P183）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公权力有着强烈的扩张冲动。国家利益的部门化，其形成已非一日，由此衍生的国家法律的部门化，也在日渐展露其行迹。这些年来，行政部门在法律之外的自我授权，自我扩权令人忧虑。可以肯定地说，行政权力的任何扩张与增强，都是以公民权利的缩小、削弱为代价的，这其实构成了一种反比例关系。

正因如此，今年3月，我国《立法法》的修改，才体现了十分重要的针对性。修改后的《立法法》强调，不得限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力或增加其义务，以保障公众利益不受损害。第八十条规定：“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第八十二条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应当引起警惕的是，修改后的《立法法》刚刚公布4个月，广州市的婚姻登记机关就出于“政策善意与人文关怀”，不动声色地扩大了自己的权限，而消减了公民的自由。至于河南焦作那家信用联社“限时怀孕”的规定，虽然层级太低，但其性质之恶劣，已经为权力肆虐提供了荒唐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