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国民性”断想 

安立志

上个世纪之交，在整个民族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之下，改革国民性成了时代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不是一个人的独奏，而是群体的合奏。鲁迅应当是最重要的一位乐手。

在改革国民性问题上，鲁迅的深刻是世所公认的，其韧性也是众所周知的。鲁迅一生致力于改革国民性，体现了近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忧患意识与深沉的爱。相对于严复、梁启超等人，鲁迅体现了自身的鲜明特点，而这些特点并不是不可讨论的。

国民性属于精神、心理范畴，是以人为载体的。改革国民性，就有一个改革对象，即改革哪些人的国民性的问题。鲁迅要改革的对象，并非全体国民，即以最著名的阿Q为例，《论十大关系》提示说，鲁迅“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而不觉悟的农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页283）此外，华老栓、九斤老太、孔乙己、祥林嫂等角色，也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主要是农民和小文人。其实，国民的某些“坏根性”，并不独体现在社会下层，梁启超在谈到当时中国现状时说，“陷中国于今日之地位者，其罪固在政府。然使政府得陷中国于今日之地位者，其罪又在国民。”（《饮冰室文集（26）》，中华书局，1936年，页8）他批评的是政府，也不为民众开脱，因为“官吏由民间而生，犹果实从根干而出。”（《饮冰室文集（5）》，页18）就国民性而言，不可能只有民众的劣根性，而没有官吏的劣根性。

改革国民性，谁是改革者呢？鲁迅信奉尼采哲学，1907年他发表《文化偏至论》，以“天才”、“英哲”代入尼采的“超人”，以“众愚”、“庸众”代入尼采的“末人”。他是相信靠“天才”和“英哲”来改革“众愚”与“庸众”的国民性的。他这样说，“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53）“多数”是靠不住的，“庸众”可以作牺牲。改革国民性，改革者应以“天才”“英哲”为主体，“众愚”和“凡庸”只能是改革对象。鲁迅在此提出了“立人”与“人国”的概念，受到人们的赞赏。但他当时信奉的是尼采、施蒂纳的唯心哲学，这种哲学体现了“超人”与“末人”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其实是历史的局限性。

改革国民性，需要深入分析、揭示国民性，何者为优，何者为劣？何者应予弘扬，何者应予革除？然而，鲁迅的重点似乎只在于揭露其劣根性或“坏根性”（鲁迅语），这在其前期作品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无论小说还是杂文都是如此，比如看客、愚昧、冷漠、瞒和骗、世故、自私、健忘、精神胜利等等。尽管他也赞赏过“中国的脊梁。”（《鲁迅全集》第6卷，页122）但从总体说，鲁迅的笔是揭露的、批判的，其作品中的最大比重是批判“国民性之劣陋”。梁启超则指出，“无论何国之国民性，莫不各有其天赋之优点焉，亦莫不各有其天赋之弱点焉。所贵乎有国家者，国家之施政，常务利用国民性之优点而善导之，使之继长增高；其弱点则以渐矫正而涤荡焉。”（《饮冰室文集（29）》，页90）对于国民性，即使“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应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能掩饰弱点，也要正视优点。

鲁迅改革国民性的手段是文学，主要是小说和杂文。他认为，改革国民精神的“第一要着”，“当然要推文艺”。（《鲁迅全集》第2卷，页439）在这一点上，鲁迅与梁启超不谋而合，梁启超也认为，国民性的嗣续、传播、发扬，“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筦其枢机。”（《饮冰室文集（32）》，页35）于是，他对国民性的揭示，主要体现为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小说）与深刻隽永的思想片断（杂文），但就其理论性与系统性而言，与梁启超的笔锋纵横、汪洋恣肆的政论风格是不同的。鲁迅的重点是揭示国民的“坏根性”，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全集》第4卷，页526），似乎切开肿块，流出脓血，任务即告完成，至于如何救治，则是他人的责任。尽管他说过，“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鲁迅全集》第14卷，页410），但如何复兴，如何改善，却没有明确意见。揭示不是目的，改革需要途径，这需要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作为改革手段，梁启超强调教育，“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科立，立于教。”（《饮冰室文集（1）》，页14）胡适重视制度，“民治的制度是训练良好公民的重要工具。”（《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418)孙中山立主革命，严复针对“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之现状，建议“惟急从教育上着手”，他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页1550）

鲁迅对于国民性之批判，大约由于小说和杂文的特点所限，着重从精神、灵魂、心理方面去分析，较少从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分析原因。他到晚年认识才有所深化：“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鲁迅全集》第14卷，页410）其实，早在1903年，梁启勋就曾分析说，“一曰祖先之影响，二曰直接两亲之影响，三曰周围境遇之影响，以此三者国民性乃成。”（《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载1903年第25号《新民丛报》）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则从政治——君主专制，文化——儒家纲常，经济——生计憔悴等方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国民性形成之原因。

鲁迅终生致力于改革国民性，他在呐喊，在战斗，残酷的社会现实带来的却是失望与灰心，针对“中国国民性的堕落”，他说过，“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鲁迅全集》第11卷，页40）鲁迅似乎在叹息，“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鲁迅全集》第3卷，页18）一方面，他在顽强地坚持韧性的战斗，“攻打这些病根”；一方面，他又说，“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鲁迅全集》第11卷，页41）真可谓“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其内心深处似乎有着某种孤独与悲凉。